人物传记作文600字写母亲 袁隆平人物传记作文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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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作文600字写母亲(袁隆平人物传记作文600字)

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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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美国]丘成桐 [美国]史蒂夫·纳迪斯 著 夏木清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年春,清华大学发布“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宣布即将面向全球招收初高中的数学天才少年,培养未来数学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无需高考,直接入学清华”的培养计划,曾引发广泛热议。

在数学领域,丘成桐是传奇人物。

《纽约时报》曾将丘成桐盛誉为“数学皇帝”。丘成桐的导师、世界数学泰斗陈省身曾这样评价丘成桐:“21岁(从伯克利)毕业时就注定要改变数学的面貌。”

丘成桐的一生也堪称传奇,1949年,他出生于广东汕头的一个书香世家,同年随父母移居香港。父亲丘镇英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后在香港崇基书院担任哲学教授。母亲梁若琳是梅城最后一位秀才梁伯聪之女,是一位温婉而坚毅的传统中国女性。

8岁的时候,他成绩平平,到了14岁,父亲遽然辞世,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立志支撑家庭、投身学术;

20岁,远渡重洋求学,短短两年后即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27岁,经过数年的艰辛研究、屡败屡进,他最终破解顶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引起世界数学界的巨大轰动;

30岁,他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

33岁,他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华人数学家;

38岁,他成为哈佛大学教授,这已是他第三次收到哈佛的邀请。

2018年,丘成桐荣获马塞尔·格罗斯曼奖,这是该物理大奖首次颁给华人数学家。自此,丘成桐也成为世界唯一一位包揽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四项大奖的科学家。

丘成桐写这部自传时也差不多七十岁了。

他在书中说:“有人说我在解决数学难题时会展示出惊人的坚毅,我相信这部分应继承自母亲。就算在最艰难的岁月之中,她仍然激励我努力读书。”

丘成桐在书中深情回顾了家庭给予自己的支持,并谈到对“天才”的看法:“我其实并不喜欢‘天才’这一说法。我所相信的,乃是坚持的力量;人生最大的荣耀,乃是屡败屡战。”

从中国乡村的贫穷少年,到举世瞩目的“数学皇帝”,他如何克服万难、不断挑战人类智慧极限?为了发展中国基础科学教育,关注和支持青年学子的成长成才,他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我的几何人生》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最强大脑”,一位顶尖科学家复杂而迷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不愿被称作“天才”的天才人生,以及他所面对的荣誉与挑战。

书摘

第一章 童年颠沛

人生于世,将会何往,将做何事,成就会如何,无人能够预知。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人终其一生,皆局限于其出生地不远;有的人足迹却覆盖广袤,本人即属后者。我在数学和物理的世界中走过了既宽且远的路,在现实世界中亦然。

我是客家人。也许漂泊是命中注定,同时也是家族的传统。客家这族群来自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千百年来因多次战乱而被迫南迁,从此向各地流播。

今天,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顾名思义,作客别家,和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迁徙是为势所迫,为了逃避战争或饥荒,有的也纯为讨生活。客家人在这过程中筚路蓝缕,打造了坚忍不拔的性格。他们当中不少人,初时还梦想回到家乡,但当时机来了,他们也会留在各地,即如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于蕉岭,已超过八百年了。

不过,客家人无论在哪里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只能分得山上最贫瘠的农地。地面河谷那些肥沃的土地,早已有人开垦耕耘。在比较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农夫没法大量种植主要的作物如稻米和小麦,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薯,有时连这些作物也种不好。土地的种植条件差,好处是离开时不会依依不舍。由于战乱或其他紧急情况,客家人往往被迫再次流离。

我的一生亦是如此,也曾几度迁徙。小时候为生活所迫,搬了几次家,长大后因工作的改变而迁居,那是学术界常见的情况。我出生于中国南方的城市汕头,时维1949年4月4日,上面有三位姐姐,成珊、成瑚和成瑶,和一位兄长成煜。六个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五人来到香港。

在成长期间,父亲跟母亲梁若琳多以客家话交谈,这种方言今天已很少听到了。父亲和学生沟通时,则以普通话为主。离开了家的范围,我在学校则讲粤语。父亲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以培育英才为抱负。大家都认为必须努力读书,学习出色,才会有机会出人头地。从学问而非财富上说,他自身便是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学者,著书立说,并教授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和其他科目。

直至今天,父亲在我心中还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深深地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也曾试图将这种文化传给儿子明诚和正熙。同时,我也喜欢旅行,旅行除了是工作上所必需外,它亦能让我接触到无论是在学术领域内,还是在“象牙塔”外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这都是极有裨益的。

父亲严格要求孩子努力读书,他自己小时候即是如此。他生于广东省的蕉岭县,那时读书可不容易。因为家贫,没钱买书写用的纸张,只好到寺庙捡拾拜神用的纸张。他努力学习,成绩出众。

五岁时,他已能默记《论语》中的章节,也能默记《孟子》中的篇章。七岁时,他进了西式学校,整个中学阶段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十八岁时,他考进了军校,但不久因健康问题退了学。后来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二十二岁时拿到硕士学位。

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幸运,中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念下去了,只得在图书馆当职员。(她父亲梁伯聪,即我的外祖父,是受人钦敬的学者,以书画诗词著名,20世纪中国画坛的巨匠林风眠便是他的学生。)必须指出,母亲本应升读大学的时代是1930年的后期,那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女大学生寥寥可数。我不能肯定母亲对于上不到大学是感到失望,还是根本没想过。当时社会传统的想法是,不管对或不对,为了光耀门楣,女性都要为丈夫和儿子的成功做出牺牲。

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非常不公平,而且和男女平等的概念相左。但那是不同的年代,母亲勇敢地完成了她的任务,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一生都奉献给丈夫和儿女,为此我永远铭记于心,虽然我希望她能和我们一样,拥有学习的机会。

父亲的学术生涯开始得不错,1944年三十出头,即在厦门大学出任讲师,教授历史和哲学。父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介书生,他不懂做生意,缺乏生意头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替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由于办事清廉,得到政府颁发的不少养廉奖金。母亲用这些奖金买了土地、渔船及其他生财工具。我们全家去了香港后,这些东西就都放弃了。父亲以为我们很快便可以返回汕头,但是最终这些财产都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1949年我家到香港时,父亲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样,一职难求。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家七人需要生存(还有三名子女将要来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妹妮的收养的姐姐负责家事。母亲那边还有八位成员,她母亲、三位兄弟、三位姊妹和一位妹夫,要养活的人可真不少。一家之主必须负责全家的生活,这在传统上是无法逃避的责任,所以父亲要照顾的人很多,钱却很少。在困难面前无法回避,在中国,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年长的要照顾年幼的,而所谓年幼的可能是一大伙人。

这便是父亲刚到香港,落脚在元朗西面农村时所面对的景况。他把带来的大部分钱办了个农场,以为这样便可以养活大伙儿。虽然这个想法很好,奈何他是学者而非农夫,农场只办了两年便倒闭了,这意味着他从汕头带来的一生积蓄,差不多都付诸流水了。我们不得不把家当都拿到当铺押了,但仅仅得以应付生活。

现在父亲可说是一文不名了,已无法支撑整个大家庭。一个舅舅回到内地,另外两个在香港找工作,外祖母及姨母都要搬走,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经营农场失败后,我们家搬到元朗一处叫作李屋的地方。这个居所是和许多家庭合住的,没有电力供应,我们用油灯照明。家里也无自来水,我们只得到附近的山溪担水及洗澡。山溪的水位时高时低,寒冷时洗澡很不舒服,但没有法子。高或低,暖或冻,卫生总要先行,澡总是要洗的。

父亲在九龙和港岛找到一些教书的差事。那儿离家甚远,他每天很早便起来,先坐别人的脚踏车后座到巴士站,然后乘巴士再转渡轮,行程超过两小时。工作和通勤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父亲难以抽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时甚至整天都看不见他。

很不幸,这便是父亲在香港的生活,虽是为人敬重的学者,但从未得到匹配的高薪职位。他不会说英语,因此不可能在和英国有关的学校找到教席,那里的薪水相对较高。他只能身兼数职,常常多至三份,可惜酬金是论钟点计的,都不算高。因此之故,他频频为工作奔波,留在家中陪伴母亲和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母亲也是由朝到晚地忙个不停,她早上五六点便开始工作。当供应足够时,准备馒头或粥,给我们做早饭。她照顾我们,保证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催促我们准时上学,生病时安慰我们,并看着我们做作业。除此之外,她还要打扫庭院,缝纫衣服,时常忙到午夜才上床。有时更会熬通宵,以完成平时没空做的琐事。

除此之外,她还靠替人缝补、刺绣或做其他针线活来帮补家计。她编织毛衣及其他东西,在枕头或床单上绣上花朵,然后拿到市场去兜售。她也制作塑料花,穿上珠子,再拿去卖。生活如此艰辛,可她从不叫苦,有尊严地熬过来了。然而,她的收入和父亲的加起来,钱还是不够用,全家依然过着饔飧不继的日子。

母亲也养了些鸡,但并不足以成为营养的稳定来源。有时我们从附近教会拿到些食物,那里常常派送米、面粉和其他美国救济品。当教会没东西供应时,我们便找其他救济机构和慈善团体,但这些物资也不是常常有的,住在附近的穷人不少,人人都有需要。

尽管如此,我们兄弟姐妹却努力生活,苦中作乐。客观来说,我们在贫穷中成长,但因没有更好的生活做比较,便不觉其中之苦。生活充满趣味,足以抗衡金钱上的匮乏。我们整天欢笑,一如其他小孩,到处寻乐子。除了穿上平价的鞋子和衣服,贫穷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乃是没有东西吃,隐约的饥肠辘辘的感觉,有时或会成真。

因此,我们常往屋外跑,往往是在附近的田地中寻寻觅觅。我家四周都是农地,收割后能吃的东西,如番薯之类会遗留下,我们便把它们捡起来。我们也翻找附近的稻田,有时会看见荸荠,那是美味的零食。我们也捉田鸡,那很好玩,煮得好时还很美味,尤其是大只的,田鸡也可以用来喂鸡。在稻田出没的水蛭最危险,有时会吸附在手脚上。蛇也是很可怕的,要尽量避开,因为不一定知道它有没有毒性。

我的正规教育是从五岁开始的。首先,每个打算上学的孩子要先通过测验。测验的一部分是数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场数学考试。题目中有一道要求从1数到50,然后把数字按顺序写在纸上。我从父亲那儿看过,以为中国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到左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书写数字乃是按西方的习惯,是由左向右的。因此,当我用自创的方法书写13时,它就成了31,其他两位数除11、22、33、44外,通通都倒过来了,结果考试不及格。

(节选,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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