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 中美之间到底是不是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施 展外交学院教授本文根据施展教授在第159期【鸿儒论道】的演讲整理 现在，很多人说中美之间是修昔底德陷阱：老大和崛起中的老二必有一战。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那就只剩下备战备荒；如果不是，就意味着如果我们非得说它是，有可能会倒向自我验证的预言。所以，“中美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逻辑”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个全局性的判断。
在我看来，中美当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两个国家是否处于修昔底德陷阱，要看老大和崛起中的老二是否处于同态化的竞争、抢同一块蛋糕。如果是，那很大概率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不是同态化竞争，两国完全有可能占据各自不同的生态位，抢的不是同一块蛋糕，相反可能把蛋糕做得更大，这种情况下再用修昔底德陷阱勾勒它们的关系就不对了。我认为目前中美之间根本不是同态竞争，它们在全球经济当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非常不一样，所以不是修昔底德陷阱。 打个比方，海底捞已经2800多亿市值，规模非常之大，尽管海底捞的市值涨的快逼近美团，而且美团和海底捞都算广义餐饮业，但是无论如何你不会认为美团和海底捞必有一战。市值很重要，但我们分析公司的时候不可能仅仅看市值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而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很多人，恰恰就是用GDP做了判断标准，这和用市值判断美团和海底捞必有一战的荒唐程度差不多。 基本上，现在全球的经济结构处在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的状态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崛起，相当程度上是被美国90年代中后期新一轮的创新经济所拉动的：当时美国的创新产业形成一些特性，对效率的要求前所未有的高，于是就产生了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了很多生产流程，而中国这边因为一系列各种要素的时间耦合，刚好具备了承接那些外包的能力。别的国家很难复制这种时间耦合，而且让中国本身也很难复制这个过程，基本上很大程度上是运气。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时间耦合和美国的拉动，中国也能发展，但是发展的路径样态以及速度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肯定大不一样，肯定到不了今天的速度和程度。所以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一个“被发展”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被美国的创新经济所产生的大规模外包需求而拉动出来的一种发展过程。 好几个在硅谷做投资的朋友跟我表示，他们在硅谷决定是否投资那些新技术的公司时，其中一个判断标准是这个公司在深圳是否有办公室——如果深圳没有办公室的话，很难相信这个产品有能够大规模落地量产的能力。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美国创新、中国生产相互的嵌入性关系、结构性关系有多么深刻，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所处的完全不同的生态位，这两种生态位的差异使得它们之间根本不是同态竞争，相反它们仅从经济层面而言是有机会一块把这件事情做的更大。
紧跟着问题来了，如果说它们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同态竞争，为什么美国现在会以贸易战来打击中国？这里面肯定会有一系列的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也有一系列的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因素。 首先要回应一个问题，中美这种非同态竞争是否会有机会转为同态竞争？我的答案仍然是NO，因为一方面，美国的创新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谁也夺不走，另一方面，中国生产的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谁能够夺得走。 中国依然会是中低端产业的世界工厂
先就中国生产这部分而言，在贸易战之后很多人都说中国经济制造业、供应链可能都会流出去，一方面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动力，特朗普有可能会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但实际上他尝试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努力并不成功，因为那并不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除非牵扯国家安全你可以不惜代价做，否则非得逆着比较优势做事就不大容易成功。 但是，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可能被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替代？在非同态竞争下，即便中美之间的博弈逻辑会发生深刻变化，不管是贸易战还是后来的疫情冲击，我仍然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会遭遇到实质性挑战。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在2019年的时候到越南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想要看一下到底贸易战所带来的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等这些地方转移逻辑到底是怎样的？是否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就玩不下去、会被它们给替代掉？首先我认为印度是做不到的。很多人很看好印度，劳动力人口规模和中国差不多，人口年龄结构很年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再就是硅谷有很多500强的CEO都是印裔，很多东西让人觉得印度似乎有机会替代中国。当然，在某些对供应链需求很低的特定领域的制造业，比如制药业、钢铁等等这些可能还行，而且印度这块土地诞生新的互联网世界级巨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但就整体的制造业而言，我对印度一直不看好。我们不能光看印度劳动力的规模很大，还要看到它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切分成几千个的，历史上四大种姓下面划分为几千个亚种姓，亚种姓在传统历史上演化出来都是因为某种职业分化的结果。每个亚种姓同时都是宗教身份，宗教对你此世的承诺让你对来世抱有的期待不一样，这种差异使得印度的工人没办法按照同一个办法激励。曾经我调研过国内比较有名的重型机械的制造商，他到印度去投资建厂，觉得印度劳动力便宜，结果很快发现有个工人特别能干，于是就想把这个工人提拔成小组长，结果这个工人是印度最低的种姓，如果他被提拔为小组长，其他种姓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最低种姓的人当组长，所以各种抗议、游行、罢工一系列动作，最后组长没当成，企业心也凉了，在这做制造业这事儿没法干，能干的人不能给奖励，不能干的人不能给惩罚。 我们不能光看到在硅谷那边有大量的印度裔500强CEO，其实在这些人中，少部分是低种姓的，但多数都是高种姓的，在印度教里，高种姓的人是被承诺生来就是要做领袖的，他的视野、格局、自我期许都不一样，这种人如果接受过良好教育，放在世界任何地方就是顶级精英，所以在500强当CEO并不奇怪。 但想发展出制造业，光有顶级精英被发动起来是远不够的，底层也必须能够被发动起来，这在印度就很难。所以这个意义上，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完全不看好印度成为世界工厂，更何况，印度经济走进口替代的路线，相应的就需要用高关税当作保护手段，从实践经验来看，进口替代没有成功的，因为高关税保护就意味着你的产品价格高，没法卖到国际市场上去。后发国家要想工业化成功，都是要走出口导向路线的，不用高关税而是高补贴，当然不是说出口导向一定可以成功，但是进口替代肯定是没法成功的。 再看越南，比如2019年10月2日的时候，有个新闻说三星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到了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国内很多人很焦虑中国的制造业、电子产业是不是后续可能会雪崩？我到越南实地调研了一下，三星工厂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仍然非常之高，每天下午4点有很多集装箱卡车过来卸货，卸的都是手机配件，这些手机配件又是头天下午4点在广东的珠三角装车的，然后第二天运到越南这边卸货在当地完成它的组装过程，而且每天如此。并且这些东西是在广西凭祥口岸过关通关的，我又调研了一些物流商，其中一个物流商做供应商配件的物流，他每年运送的货值几亿美元，而这些东西在运往那边的所有配件里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小，就可以想见在越南那边的三星手机的生产环节对中国的供应链是怎样的依赖关系。 同样最近还有新闻说像VIVO、小米、OPPO除了在越南设厂还在印度设厂，而且把供应链都带过去了。我对这些厂家进行了访谈调研，结果跟猜想得差不多，比如之所以去印度设厂，是因为印度的进口保护，如果不在那设厂，关税太高，产品会进不去。而可以带过去的供应商基本上只有一级供应商，比如手机里面光学模块、声学模块，这些模块属于一级供应商，这些能够带走，但是一级供应商自己也得采购，那属于二级供应商，二级往下的十几级、几十级供应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可以带走，因为越往下的供应商，生产的东西越专门化，对于一个大的网络生态的依赖性就越强。就好像生产汽水瓶盖的厂商，只生产瓶盖的效率比较高，但是效率高的前提是必须得依托大的汽水产业的生态网络，离开这个网络你生产瓶盖这件事活不下去，二级往下的供应商有点像汽水瓶盖一样，效率很高但是无法脱离开网络而存续，如果网络想整体性搬迁走，对于迁入国那边而言，需要的条件太多了，搬迁非常之难，可预见的未来这个东西很难搬出去。所以这个意义上，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几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会遭遇到太实质性的挑战。 前面说的这些都是中低端制造业，就高端制造业来说中国就不行了。高端制造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类似于芯片那样的，没有光刻机，你就是玩不转，还有一种是纯粹的工艺能力比较高的，那东西中国也能做，但是工艺能力不到位，工艺能力不到位那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到不了人家高端的份上。
比如疫情期间我和一些口罩厂进行调研聊到过，生产口罩的时候需要熔喷布，全球最大熔喷布的生产国就是中国，但是高端的熔喷布中国就没有，在韩国，我问他熔喷布高端与否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他说生产熔喷布的时候有个流程叫驻极，在上面让熔喷布能够带静电荷，驻极这个工艺上面带不带静电荷，吸附病毒的能力可以差一倍，所以驻极这个工艺很重要，而韩国那边的高端就表现在驻极之后的带荷时间比中国差不多可以高一个数量级。我问是设备差异吗，他说设备基本差不多一样的，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在最后工人的手艺上。这些东西生产制造的时候每个环节都有些误差，那种没有误差、严格按照尺寸设计生产的做法只存在于设计图上，真实操作过程当中每个环节都会有误差，误差层层累积下来最后的环节可能和设计相比差距较大，这时候就得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才知道如何把误差相互抵消最后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些依赖于工人的经验和手艺，这种经验只能靠长时间的工作积累。 中低端制造业只要工艺能力过了某个门槛，首先比拼的是成本控制能力，但高端制造业比拼的首先不是成本控制能力而是工艺能力，工艺能力除了那些比如类似于光刻机根本买不来的以外，其他比拼的就是工人的手艺能力，这种手艺能力要靠长时间的做某件事，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淀慢慢才能悟出来，属于默会型的知识，学校教不来，只能靠长时间具体的操作悟出来。这带来一个问题，工人必须得能够长时间做这一件事，而长时间做这一件事要求这个工人一辈子只干一个工作、只干这一件事，只有当工人这样干可以获得巨大的职业荣誉感时，他才能在长时间里把手艺磨炼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机制，手艺磨炼出来这件事基本很难做到。比如前几年我看到过一个新闻，日本有个二战遗孤，生在中国东北并在这长大，改革开放之后她回到日本，但是教育水准很一般，语言能力也很一般，回来以后只能打扫卫生，几十年如一日干这个活，经验非常之丰富，有些特别顽固的污渍谁都弄不掉，她过来几下就可以弄掉，后来NHK专门给她拍了个纪录片，称之为国宝级的清洁工，这个事儿放在中国很难想象，因为中国这边她再怎么能干，对你来说就是个清洁工而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下形成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从而使得工人是否有那种耐心长时间地积累他的手艺，工人是否能够获得激励，这是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结果不一样。
这个意义上，高端制造业并不是经济现象，首先是文化现象，德国、日本、韩国这种有一定的等级制属性的文化更支撑那样的一种机制，目前中国的文化并不支撑这一点。所以，刚才我一直在讲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未来十几二十年之内很难被动摇，也仅仅是中低端制造业而言，高端制造业来说中国的机会就很差了。当然要强调的一点是，因为高端制造业单价高、量小，吸纳就业的能力也比较差，而中低端制造业走量、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强，所以中低端制造业的地位非常重要。 美国依然会是创新领头羊 美国的创新能力在今天仍然独步天下，而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强调自主创新，如果仔细区分，创新分两种：0-1和1-N，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很不一样的。美国擅长的是0-1的创新，中国所擅长的是1-N的创新。 1-N的创新所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组织技术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来支撑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来把1-N的创新玩出来。这种1-N的创新主要是一种量的扩张，而通过量的扩张，能带来很好的财富扩散效应，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到达天花板，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展就会内卷，这时候除非有0-1的创新完成质的跃迁，否则这条路就到头了。这是中国现在可以看到的困境状况，很多地方很多领域都陷入到内卷，现在很多人996是迫不得已，因为已经严重内卷了。 0-1的创新需要的是自由的研究环境、能从全球吸引高端人才的制度条件、发达的基础研究等等这些，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在这些领域仍然是独步天下的，中国跟它相比差得太。现在，中国追求自主创新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通过国家扶持补贴来刺激，这种创新只适用于那些已经被验证过能成功、只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成功的事上，可以算作某种广义上的1-N的创新，而0-1的创新是要做的没有被验证过的、根本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努力的，这种创新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中国和美国相比差太远，可预见的未来，这种0-1的创新仍然是美国掌握的巨大的比较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强的结构：美国0-1的创新，是熊彼特意义上的那种破坏性创造，是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真正的发动机，但创新了之后要获得大规模量产的能力，就要和中国1-N的创新能力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进入到一种美国跟中国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相互对抗又相互离不开的状态。 再进一步，美国创新和中国生产的过程在美国内部引发了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0-1创新单点突破的能力非常强，超额利润很高，可以带来很强的质的跃升，但是它并不自动带来财富扩散效应，而由于1-N的扩散过程发生在中国，美国的创新产业跟中国制造这边的关联越来越紧密，相互纠缠相互渗透相互嵌入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同时美国的传统产业被晾在一边，与美国创新产业虽然有关联但是关联越来越弱。
这种产业之间的撕裂，会导致美国内部社会层面的撕裂，从而直接传导到政治过程当中，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美国社会现在如此之严重的撕裂状况。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不是个双边关系，而是美国的创新部门、中国制造部门与美国传统产业之间的三边关系。 从这个角度而言，除非美国制造业能承接1-N的这些环节，否则现在这种撕裂很难消化，但是由于我前面说的一系列逻辑，制造业又回不到美国，这种情况下会发现美国的这种撕裂性可预见未来不会缓解，仍然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撕裂的状态。当然，这也和具体政治家的操作有关，即便经济层面上是撕裂的，但是如果政治家操作得当，他能够一定程度弥合这个东西，特朗普不仅没有真实地弥合这个东西，他本人反而成为进一步撕裂的动因之一。
既然中美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为什么美国把字节、华为打得那么惨？我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这跟修昔底德陷阱没关系，跟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差别有关系。 因为不同的国家彼此之间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等可能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经济时代这些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上的区别基于国界可以形成物理性的隔离，做生意的过程不会形成太多制度的溢出效应，影响基本可控。 但是数字经济时代就不一样了，数字经济时代所有的数据都是跨国性流动的，不受任何主权边界的限制，而现在全球的数字巨头基本是中美两国的，这些数字巨头都会带来数据的跨国流动，但问题是这两家各自对于数据的安全规则、隐私保护规则等等所有这些全都不一样，而这种管理规则的不一样，因为它们各自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等层面的不一样导致它们的数字管理规则不一样，从而以这些数据的跨国流动为载体，就有可能形成很强的制度的溢出效应，这种制度的溢出效应很多国家都是不想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击字节、华为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致，而是为了克制数字经济带来的制度溢出效应，因为这个才带来了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跨国企业并不是只有字节和华为两家，还有很多别的，比如海尔、联想、TCL都是跨国巨头，但是中美贸易战当中没有被专门针对，被专门针对中国的跨国巨头只有华为和字节以及捎带手的勉强被针对一点的是腾讯、阿里，从这可以看出来实际打的不是跨国巨头，是跨国数字巨头所带来的制度溢出效应。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纯从规模市值来说，字节肯定没有腾讯、阿里大，但是一直被打的最狠的是字节，腾讯、阿里被打得没那么疼，原因在于尽管字节的规模没它们大，但是字节的国际化程度远高过腾讯和阿里，所以在国际化的意义上，字节才是中国的第一公司，但是就是因为国际化程度高，就会带来更强的制度溢出效应，所以会被打得更惨。
所以，虽然中美之间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仍然会出现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在疫情当中，由于中国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相互甩锅等一系列问题，各国之间的不信任被不断放大，就会导致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问题困境会进一步的被放大和强化，从而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更多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困境是否有解？当然有解，但没那么容易。首先，中国得努力做出一些行为向世界表明自己是个值得信任的伙伴，要主动的参与甚至主动提出一系列的执行可操作、可验证、可救济的制度方案，在这个制度方案当中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框架让人知道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相互节制性，通过制度方案让世界意识到你是可信的，只有这样这个事儿才有解，这是第一点。 当然中国要主动做这些事，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放弃民族主义，如果仍然是以民族主义的姿势和姿态来面对这个世界的话，会进一步不断恶化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当然，如果相互的信任关系仍然继续不断恶化的话，短期来说并不会改变刚才我所说的经济结构——美国创新、中国生产，短期来说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也不会受到挑战，但是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长期的风险。刚才我谈到中国在制造业上的这些优势主要是在中低端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首先拼的是成本，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从成本出发考虑问题？不关系到安全问题的时候，一旦说到安全问题，人们可以不惜代价、不考虑成本。哪些是安全相关的产业？边界究竟划在哪儿？答案不是固定的，安全相关产业的边界划在哪儿，取决于双边的信任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双边信任关系很好，那么这个边界可以划的很小，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归到安全相关产业里；如果双边关系不断恶化，安全相关的产业的边界就会被划的很大。 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国与西方相互信任的关系越搞越糟，西方可能把安全相关产业的边界划的很大，进而不惜代价重建那些产业。当然要强调的是即便它不惜代价重建，无论再怎么划，安全相关的产业的边界也不会划的太大，从而不惜代价重建的产业在制造业的总盘子里所占的比例也不会太大，正是因为规模不是太大，所以不惜代价的这个代价西方负担得起。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短暂的看它的规模有多大，而要看到安全相关的产业往往都是技术前沿走向的引领性产业，像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等等，这里衍生出来的技术转为民用之后，它对经济有超级的拉动力。如果西方不惜代价重建那些安全相关产业的话，这些产业中国这边也还会有，不会丢，因为中国自己也是庞大的市场，也有需求，但是，有可能中国和西方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进一步会形成两套平行的技术路线。之后问题就来了，哪套技术路线的演化迭代的效率更高？这种技术演化迭代效率所需要的是前面我们谈到的0-1的创新能力，在这个层面，毫无疑问西方好过中国。 中短期来看，即便相互信任关系继续恶化，对中国来说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挑战，即便西方不惜代价重建，但纯从市场角度来看，因为这个过程违反了比较优势，一定会带来资源错配，经济效率还会受到影响，而中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刺激经济，甚至中短期来看，可能中国的经济绩效表现的更好。但是中长期来看，20年之后可能别人已经完成技术迭代了，而我们这边落在后面，那时候形成的技术代差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总结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一方面我仍然不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因为中美相互之间在结构上有着很强的互补关系，但是经济上是这个样子，可是政治上是另外的样子。政治上的样子，一方面因为中国和世界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不断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的创新和中国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带来了美国内部的撕裂，而这个撕裂导致了美国今天割裂的政治秩序，而这个秩序包括也会反过来刺激演化为中美之间的冲撞关系，某种意义上，这个冲撞关系取决于中国这边什么动作。如果中西方关系不断恶化的话，以十年为期来看，我仍然认为中国的经济不会遭到什么实质性问题，仍然很强大，但是一旦把视野再往长放到15、20年的话，可能中国真正的问题那个时候才会爆发出来，到那时整个逻辑就全变了。所以目前是非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究竟往前会怎么走、怎么演化，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怎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