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父纪念馆介绍 台北国父纪念馆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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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1大楼出来,小何导游要带我们参观“中山公园”与“国父纪念馆”。我知道,台湾所说的“国父”,指的是孙中山。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他一生波澜壮阔,为寻求中国革命道路呕心沥血,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

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反清事业,自诩“洪秀全第二”。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孙中山为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政治和后继者建立了坚固而珍贵的遗产。

其实,在我的心中,对孙中山始终有点大不敬的念头,想当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父亲宋嘉树是好朋友,宋嘉树只大孙中山2岁,因这层关系,宋嘉树把大女儿宋霭龄交给他做秘书,在宋庆龄20岁时,从美国梅肯苇斯莱茵学院毕业回国,认识了孙中山。不久,因姐姐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由宋庆龄接替做了孙中山的秘书。据当时报道,是“孙引诱这位感情容易冲动的姑娘嫁给他。”当时孙中山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宋嘉树夫妇得知后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宋母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你还大,而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两人结婚时,孙中山49岁,宋庆龄先生22岁,相差了27岁。关于这段历史,《西行漫记》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30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结婚近十年时,孙中山去世,宋庆龄才32岁。

一个人连朋友的女儿都敢“拐骗”,估计就是在现代社会,道德法庭早就审判你,让你声名狼籍了,还做什么革命家啊?

但我十分敬重宋庆龄,20岁投身革命,身心辅佐孙中山,绝非常人可为,宋庆龄是我崇拜的女性,或者应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崇拜、尊敬的女性。她高贵美丽、温文尔雅,一腔爱国热情。她崇拜孙中山献身革命,为拯救中国、改变中国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她心甘情愿嫁给比她大27岁的孙中山,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出生入死、披肝沥胆,历经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甚至失去了腹中的孩子,虽粗茶淡饭、素衣淡妆却无怨无悔、矢志不渝。

可是,在她漫长的90岁凡尘生命中,上帝只给了她十年和孙中山相伴的时间,最初分开的日子里她以泪洗面、闭门谢客,可当她推开窗,阳光洒进来,她复活了,盘起头发,穿着旗袍走出家门、国门,为革命事业继续奔走,脚步从东方到西方,一生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方针,最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当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爱泼斯坦在《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一文中这样说:宋庆龄的革命一生,无愧为中华一代国圌母,其光辉一生,无愧为中华国之瑰宝。她配的上所有的赞美。

我想起了孙中山为宋庆龄题写的条幅上的两句话: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想起了南京紫金山巍峨庄严的中山陵;想起了上海万国公墓中苍松翠柏掩映的宋庆龄墓……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不朽的精神永远在,一个时代的故事还在传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孙中山是谁的“国父”?仔细推敲,确实值得商榷,既然两岸的国父都是“孙中山”,法统上的中国应该就是“中华民国”,所以,孙中山并不是两岸政府共推的“国父”,因为孙中山缔造的是中华民国。

只是“国父”一词,作为约定俗成在中国历史上,一般特指孙中山,大陆民众尊敬中山先生,所以在民间语境中也是常用到“国父”一词,尤其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说自己是三民主义的继承者,当然,这是为了争夺政权法统的问题。建国后,中国政府也认可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在讲到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中,也会用“国父”尊称,但孙中山在大陆最准确的政治地位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20世纪中国出现的三位伟人之一(后两位是毛和邓)。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法统”,中华民国的法统,在1949年后就确实在大陆寿终正寝了,1954年大陆就建立了新的《宪法》。

其次,1972年后,共产党取代台湾政权,成为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干扰,从道义和法统上说,应该有更多国家站在台湾中华民国这边,那么按此逻辑推论,台湾当局过去所实行的“金元外交”不也一样吗?无非前者高举胡萝卜+大棒,后者没有大棒,只能高举胡萝卜,而那些与台湾建交的“邦交国”,又有几个是出于道义或法统的考量呢?

好吧,说起政治来,总是很沉重,很多人不喜欢这种风格,所以我继续描述景色。

步行到仁爱路

我们从101大厦的后身向北,一路看到寸土寸金的台北建筑有些杂乱无章,高楼大厦比比皆是,但低矮的老旧危楼穿插其间,使得市景有些不协调。台北市容极为洁净,闲置的土地全部是绿草茵茵,住宅楼的露台全不封闭,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点缀的如同一个大花园。

建筑物大多不怎么高,灰灰矮矮的,不像101高楼直入云霄,玻璃幕墙反射着耀眼的白光。街上一批批骑机车的市民在流动,好像穿越到80年代的中国大陆,又或许是内陆的某一个被遗忘的二三线城市。

因为台湾人对土地和房屋具有所有权,政府不能因城市规划随意拆除或是征用,不像大陆虽房子是新的,那也随土地是政府的。感觉台北好像自然生物一样是自己生长开来的,没有人为的规划,没有人为的设计。出于自然生长的结果,不会给人压迫感、局促感,或者说一种陌生感、被排斥感。这种真实感,让他乡之人体会到一种家的感觉。

台湾的街巷布局,还沿袭着大陆多年前的巷陌纵横,即便居民聚集区,基本没看见小区围墙与物业保安,前后每幢楼之间的道路,都被顺序命名为XX巷,成为公共道路,任人车走行。而大陆城市在这些年大拆大建之后,臃肿大、封闭隔离的居民小区、开发商楼盘,已将原有细细致密的巷陌格局、城市肌理完全改变。

台湾这样的道路有它的好处,做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巷陌之于城市,就如同毛细血管之于人体,台北的毛细血管还算丰富,而大陆城市却已把大部毛细血管主动闭塞了。所以,同样是从A地到B地,大陆的城市,基本都要绕个大圈子才有路可走,而台湾的城市,却可以有最短的直接路径。不能不说:抛弃传统,贪大求全,漠视人性规划的大陆城市发展模式,正是交通拥挤等各类城市病的根源所在。

说是巷子,其实窄窄短短,就只是一栋楼前的走道而已。左手边是一栋有四个单元的高层商住两用楼,右手边是草木葱郁的条状绿化带,绿化带的另一边,便是宽阔的松高路了。

转到台北仁爱路四段上,成了一个丁字路口,仁爱路为台北的重要干道之一,为便利外籍人士,仁爱路与凯达格兰大道编号为3rd Blvd.(第三大道),仁爱路为东西向道路,共有四段,仁爱敦南圆环以西属西向单行道,以东则为双向道,仁爱圆环以西的西向单行道,与南边的信义路东向单行道,构成一个互补的单行道网。

东抵台北市政府府前广场,西抵台北府城东门(景福门),台北市政府府前广场,假日常封闭举办活动使用。仁爱路与敦化南路交会处圆环,常作为台北灯会活动的主灯区。仁爱路亦为台北市著名的林荫大道之一,路中央布设公车专用道。

仁爱路辟于日治时期,在1932年的都市计划中,即已被预定辟为林荫道路。战后将路终点由新生南路累次向东延伸。1958年,台政府将松山机场至总统府必经的敦化路与仁爱路(安东街至敦化南路段)拓为60米宽,以作为国际迎宾大道。1967年,台北升格直辖市之后,市政府又将仁爱路全线拓为40米,且东延至基隆路,其中仁爱路三段辟为100米宽的林园大道,为目前台北市最宽敞的道路。

可以简单的描述,路的两头,一通总统府,一通台北市政府,靠总统府那端,有中正纪念堂(离仁爱路很近) 靠市政府这端,有国父纪念馆,也是个平衡的布局。

仁爱路这条路上,有很多公家机关,中广(后盖天价楼帝宝)空军总部、台大医院、交通部、中华电信等。仁爱路一段二段以前是文教区,军公教人员住这的很多(离总统府与各部会都很近),三四段以前曾是豪宅与商业区,远东百货、芝麻百货(很早就倒闭)、财神酒店(很早就倒闭),都在这条路上。由于这种种原因,仁爱路很早就成为台北市的精华区。

向西转弯处,有四个一人多高的石头造型分列开来,间隙留有三、四米的样子,供人穿越,立石样子似是春秋战国雕塑,简练、朴实、相形,走近一摸,是汉白玉的,非常光滑和润泽,身上保留着细致的纹理。别看几个简单的造型,使得城市景色有了韵味。

路旁,有一排现代化的摩机支撑架自动锁,可空无一车,附近无锁处,却摆放着一排摩托,没有锁的痕迹。看来,这里不像大陆,无人看管地带,名牌摩托是不保险的。摩托车绝对是台湾的一道风景线。红灯时,一律停在汽车前划分的待驶区域内。等候的时间略长,摩托车也越停越多。因台湾的马路是没有地下横行通道,行人过马路时是可以对角穿行,所需时间相对长一些。因此绿灯一亮,上百辆摩托车,就如蝗虫一般风驰电掣起来。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台湾的交通规则,其道路指示和红绿灯设置与大陆稍有不同,台湾是对角线指示道路,横过马路得看机动车方向的红绿灯指示。比方说,你想横穿车前的人行道,你得看人行道上面那个红绿灯的指示,人行道两侧,没有专门为行人设置的红绿灯,很是别扭。

路旁的植被与大陆亦不相同,大陆的路边,多是万年青簇成一道围墙,阻断行人通行,而台北的绿化带,则是在人行道旁侧,前面摆一排精致的花盆,栽种着盛开的草花;后面是一排低矮稀疏的松柏;再后排,是间隔着用馒头造型修剪的绿色植物,一排很远,特别壮观。

除此之外,还有成片花地,台北是个小清新又风雅的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优势,也是赏花胜地。气候温和,四季都繁花盛开。见到了长春花,又名四时春,因美丽的外表和吉利的名称,得到人们青睐。还有龙吐珠,是英国旅行家汤普森从非洲引种,最初以他的名字命名。十九世纪,马里种植时命名“珍珠宝塔”,二十世纪进入荷兰花市,一名华工建议使用“龙吐珠”这个吉祥名字来招揽顾客。从此,龙吐珠大名远播,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吉祥花卉。红萼龙吐珠又名美丽龙吐珠,麒麟吐珠,是龙吐珠家族的佳品。虽然它的花朵比龙吐珠要小,但因为红色的美好寓意,也广受喜爱。

还见到一棵三、四人方可抱拢的“长命百岁的老公公树”,只见它直干凌云,树头似在云雾之中。树上有个牌子,上写着“为台湾的原生树种,属于雌雄异株,浆果汁多味甜,常吸引白头翁、绿猫眼等鸟类前来觅食。木材坚硬可供建筑用途,根、皮、叶皆可药用。寿命长,常为民间信仰膜拜的树公。”

台北首脑机关

路的顶头,就是台北市政府,据资料介绍,台北市政府成立于1945年10月。成立初期,总员额仅312人,市政府所属机关员额包括各学教职员、警察人员在内,为5051人。台北市于1967年7月1日正式改制为“直辖市”,市政府设8局5处,并就事实需要,分置9个委员会及4个直属单位。改制直辖市37年来,组织结构除裁撤、归并不合时宜的单位外,并陆续成立许多机关、学校。

市政府暨所属机关学校编制员工总计约为7万多人,全台湾公务员不能超过二十万人。我简单算了一下,现在总人数相近的,与上海大致人口差不多,台湾总人口2316.2万人,上海2301.391万人。公务员数量台湾已经有了,大陆看起来在这个方面是禁区,但全国数量是有的,2015年全国公务员21.0794人,教师45.2647人,事业单位编制8.8235人,若是在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在内34个平均分配的话,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平均是72万多人。试想,72万人比20万,管理费用要多花上几倍?从这个数字也看出,台湾非常尊重教师,他们与公务员享受一样的待遇,可大陆呢?这些就不在本系列论述了,只想通过数字对比得出结论,大陆管理费用太高了。

台北现任市长是柯文哲是1959年8月6日生人,无党籍人士,生于台湾省新竹县新竹市。他原来是个外科医师,现任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教授,专长为外伤、外科重症医学、急救、器官移植、ECMO(叶克膜)、人工器官等。受其师朱树勋影响,柯文哲选择外科,毕业后投入急诊与重症加护工作,曾至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担任外科研究员,研究人工肝脏。因其职业,绰号为柯P、KP。

柯文哲是知名“挺扁”人士,多次主张陈水扁保外就医,也曾公开表达自己是“深绿”立场。他还称,两岸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除医疗外,柯文哲也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参与政论节目。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柯文哲以无党籍身份参选,获民主进步党与台联支持。2014年,以58.2%的得票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赢得台北市长选举,当选下一届台北市长,并在12月25日就职,开始4年任期。

台北市政府周边,是目前最热闹的商业区之一,也是台北最优雅的居住地之一。市政府墙上的门牌,清晰标注着“市府路一号”。有意思的是,门牌上面的壁灯,一共有9个,排列成左右两个“十”字相连的形状,其实,这是在模仿市政府建筑本身双十字的俯视造型。

双汉白玉狮子守门,楼形状似是个汉代官吏的帽子,方形的罩子,中间空出门来,有两个粗大圆木支撑,约有三层楼高,两侧与后面的楼成匡形,将主楼围簇起来,楼层似乎要高出一倍,主楼是土红色的,围楼是米黄色的,颜色的对比,突出了门楼的威严。宽大的顶檐上,橘红色字写着“中华民国八十三年,台北市政府,下面是一行英文标识。为背叛中国民国的逆子、死硬的台独分子李登辉做市长时所题。

1999年5月,李登辉在卸任“总统”前一年,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提出了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七块论”。李登辉写道:“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李登辉的“中国七块论”一出,立即在岛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李氏的“七块论”是明目张胆地分裂中国。

时间关系,没有进去,只从外面看去,似很宽大,里面顶灯密列,白炽如星。据说,负一楼是市政府餐厅、公共事物管理中心和富邦银行的公库部,宽阔的走廊里,展览着可爱的儿童画。负二楼是市政府的生活广场,亮敞和热闹不逊于一楼。下楼梯,便看到正面走廊里的杂货摊位。左边第一家卖的是锅碗瓢盆,剪刀夹子,水杯,拨蒜器等等,都是生活里的细碎物件,右边第一家卖的是各式干贝、糕饼和酱品,让人恍惚走到小商品市场的感觉,无法想象这里其实是肃穆的市政府大楼。而左面的走廊,则分布了修鞋、钟表、洗衣、印章、名片、配锁、衣服修改、理发等生活铺面,看起来是个生活广场。

曾参观者的记叙,是这样写道:

远远就看到了台北市政府办公楼,既不巍峨也不耸立,是一座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现代式建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距离感。来到门前,果然看不到密不透风的围墙,也看不到荷枪实弹的军警。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游览,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不需要请示任何领导。

一进大门,没有看到一脸阶级斗争相的传达室人员,却看到了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先生为“全球自行车城市大会”做的公益广告,以及他的亲手签名。未经任何盘查和刁难,就畅行无阻地走进市政府,还真有点不适应。

迎面而来的,是络绎不绝的大陆观光团,他们和我一样,对台湾政府的开放式服务看傻了眼,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所有的一切对我们都是那么的新奇。(此时是午休时间,为了省电,有一半的灯光没有打开)。

在中央大厅又遇到一拨拨的大陆观光团,对免费游览台北市政府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时不时地有人问:为什么大陆的政府就不能像台湾一样全部对外开放呢?……

有台北的年轻人为了抄近路,居然推着自行车还有婴儿车从政府大楼进进出出,如同走进自己居住的社区一样。台湾的政府非常亲民,竭力为市民们提供细致的便利条件。没有那种防民如防贼,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有台北的老人家逛街逛累了,坐在政府的大厅里悠闲地看报休息,这些休息区是政府专门为台北市民设置的。市政府的餐厅对外开放,有早餐和午餐供应,价格比市面的便宜,谁都可以和政府公务员们一起用餐。

干净整洁且空气清新的卫生间也是对外开放的,我特意跑到男卫生间,里里外外观看了一番。因为不断有人使用,我就没有拍摄里面。从洗手间出来,我还发现政府大楼里有银行和邮局供市民使用。

台北市政府的所有部门,无一例外全部对外开放办公。为了便于广大市民监督,有的部门甚至被安排在走廊上办公。台湾政府的办事效率特别高,不会随意拖延和推诿。为了提供更透明的政府服务,他们会经常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转遍整个大楼,终于在西大门看到了一位警察,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请问您需要我帮助您吗?我说需要,您站在那里让我照张相可以吗?然后他就配合我,站在不远处让我拍照,活脱脱一个邻家大叔的感觉。

身处台湾,你能真实的从每一个社会细胞中感受到整个社会的人格和气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在阳光下运行的文明社会里,这真的只能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遥远梦想吗?

还有个大陆参观者这样描述:

外边看上去威严气派的台北市政厅,一到里面可热闹了。有卖美食的,有玩耍的孩童;有献血的公益广告,甚至还有按摩的地方。漂亮的大厅既像一个卖场,又有点像展览馆,还有点像托儿所,更有点像图书馆。快成了四不像了。这么一座楼就把市政府装下了,在大陆至少要十座这样的楼!

政府大厅,当然要办公了,在二楼以上是办公的地方。大牌子指示的很清楚。指示牌竟然敢把市长办公室、楼层公开,这在大陆无法想象。

办公大厅,敞开式的,正中间就是一个谘询台。在大厅的门口处,有社保局,估计是有问题的人会多一些,所以在门口设了谘询处。和社保局正对着的是消费者投诉的地方,我们一年一次的315,在这里是天天315。

这个厅是干什么的,按摩推拿,我以为看错了呢,揉揉眼睛仔细瞧瞧,没错,是按摩的地方。还有说明呢,一周每天都是不重样的机构给按摩,按摩人员是残疾盲人等,去按摩的人等于是做了一点的善事吧。

前行几步又是一个厅,里面有几个老太,在鼓捣电脑。一看牌子,这是免费上网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来。真有两个老太在认真操作。台北的市政厅真是有点异类。反正下雨天,没地方去,就去市政府逛逛,看看展览,去趟厕所,或许还能赶上免费的美食品尝,沾点小便宜。

看完介绍,我真后悔没有进去参观,按他们的说法,这哪是什么办公地点啊,简直就是石家庄的南三条,真让我不敢相信啊。

事实上,在台湾,任何一个城市的任何一级政府办公大楼,老百姓都是可以随便出入的(所谓总统办公大楼除外),没有岗哨,没有院墙。在大陆可以吗?我们的政府办公大楼,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吗?你想进容易吗?哪一个办公大楼不是院墙高耸、大门紧闭、武警守卫呢?老百姓是“主人”,为什么“公仆”坐在豪华的办公楼内,而“主人”被拒之门外呢?

再往西行百余米的北侧,是“台北议会” 看来比“市政府”气派多了,整个议会建筑呈方形的立面,看起来比市政府要高大,一面玻璃墙,缝隙里透出来的银光,让人有了些须的肃穆感,而正门厅呈半圆形,从建筑体向前拱出,有两根粗大的石柱支撑着,有种欲冒险的感觉。整体为白玉石状,“台北市议会”五个金色字牌,示于门头正中,题款者和刚才看过的“台北市政府”一样,都是李登辉。

前面很大,有小型广场与花坛,门口的草坪与一排绿树遮挡了游人的视线,不曾真切看到门内景象。同样为时间紧张,没有进去参观。

台北市议会,是台北市的最高立法机关,也是全市首要的民意机关。更是台湾重要的会议厅,政府专属的会议场所,相当于大陆的人民大会堂,台湾重要决策会议都是在这里完成。

台北市议会,每个议员的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都在大厅处贴着,每个议员的办公室都可以参观,放假期间,只开放一楼和底楼餐厅。

据曾参观者描述,政府机关是开放的,民众可以到政府餐厅就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开始大力改革政府作风,降低民众洽公柜台的高度,且必须为民众奉茶,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台北市议会,为台北市的民意机关,被称为“台湾民主殿堂”。“到台北市议会吃饭”,不少大陆游客认为是一种荣耀。议会开会期间,民众可以旁听。旁听不限地区,大陆游客只要凭身份证件即可办理旁听证。有的大陆游客在会上看到“议员骂官员”,觉得不可思议,竟问“是套招还是真骂?”能一窥民主政治殿堂,习惯于“政治一元化”的大陆人感到既新鲜又陌生。遗憾的是,某些大陆游客在议会大厦里大声喧哗,私闯议员研究室,乱丢烟蒂、牙签,让议会不堪其扰。据报道,从2012年12月底开始,大陆游客吃饱喝足后,走出台北市议会地下一楼餐厅,上到一楼后,将不能再走正门,只能从后门进出,这是台北市议会管制大陆游客的新规定。

台北的议会,除了成为国民党与民进党吵架的地方,也是那些所谓议员吃饱没事干扯淡之所,比如去年,议会竟为了一个提案小题大做,“我们在开会,它们在我们头顶开运动会!”不少台北市议员投诉议会大楼的卫生管理不善,使堂堂台北市议会沦为“老鼠乐园”。议会大楼总务处表示,有出入该大厦的人员遗下食物残渣而造成鼠患,总务室主任王天勇更称:“办公大楼哪没老鼠的?”但许淑华痛批说,行政人员态度太消极,堂堂议会大楼竟有老鼠横行,“这样传出去是笑话”,她促请管理部门应即时采取灭鼠措施。

老鼠多了,后勤管理人员想办法治理就是,想这样的鸡毛蒜皮也拿出来说事,真让人笑掉大牙,不知道这些议员们,还有别的事没有。

议会斜对面是市民广场。市民可以在这里集会,可以抗议政府、声讨总统,据说还可以扔鸡蛋,但事后必须清理干净,否则将因“乱扔垃圾”而被开“红单”(每张红单罚款6000台币)。曾见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公务员和国企职工头箍黄带,上书“抗议”,高呼“马英九,下台!马英九,下台!……”感到很不理解。

1986年5月,“蓬莱岛案”宣判,陈水扁等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附带民事赔偿200万元新台币。引起党外激进人士的强烈不满,同时,导致党外与国民党原定于6月7日举行的第三次沟通流产。为表示抗议,陈水扁宣布辞去台北市议员职务,拒绝上诉。但背地里,他却偷偷让老婆吴淑珍上诉,后来被改判8个月。

此时,党外除了继续推动组党外,还开始把发展方向转到一连串的街头抗争中。1986年6月9日,民进党在台北议会大厦前集会,为陈水扁举行“入狱欢送会”。会后,陈水扁等人本来想步行到法院以示抗议,但遭到警察阻拦,党外人士随即在这里静坐,与警方对峙17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陈水扁等人才做出让步。广场就是当时的见证。

再往前不远,就到中山公园了。

中山公园

台北中山公园地处市东区,位于仁爱路北侧,与国父纪念馆连为一体,应该说是国父纪念馆的组成部分。这座与国父纪念馆同步建成的公园,占地面积约有十多万平方米。目前,大陆和宝岛台湾总共有四十多个中山公园,但此处因为有了“国父纪念馆”所以,台北的“中山公园”就有了特色。不必比较中山公园的规模和特色,仅仅这个名称,就让人们感受了血浓于水的亲近。

门很普通。用两座青石垛成四方形门柱,很是坚实,宽大,门柱顶上用宫殿建筑四面飞檐,黄色琉璃瓦筑成,瓦下有双层汉代饰文,大门用不锈钢筑做数个A形阻挡物,禁止自行车进入,双侧围墙用铁艺矛+S筑成,一字排开,非常威武。

门垛上悬挂着两个竖条牌子,约一米五长短,白底红字,一块上书“中山公园”,另一块上书“法古进完人”,看字迹似是老蒋的楷书。

国父纪念馆被中山公园环绕。中山公园的造型,是以公园正中央升旗台、喷水池与馆建筑物为轴线,两边采用对称方式设计,主要植物配置也采用对称方式种植。北面是健康步道区,建有长120公尺、宽1.2公尺,采用花莲特产—墨绿色小卵石铺设的健康步道;西面是中山碑林展示区;南面是喷泉池、花坛区、草坪区;西南面是绿意盎然、垂柳摇曳的翠湖区。公园东南方向是台北101大楼。

翠湖湖面积约有8000平方公尺,是台北最大的人工湖,湖上建有香山桥与翠亨亭。香山桥原名山而桥,为配合纪念国父孙中山出生地,改名为香山桥。湖内种植睡莲,湖畔杨柳青青,并有香山桥蜿蜒其中,经常有红嘴鸽子前来饮水或嬉戏。岸上,还种植着许多花草,盛开季节,招蜂引蝶,芳香扑鼻。环湖小径每每看到三、五人或闲坐,或倘佯,或观鱼。绿地植有樟树、凤凰等,每季更换的草花,更将中山公园衬托得生气盎然,使游客享有称心如意的游憩。

园内的国父纪念馆每天人来人往,到馆内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公园部分游客不多,只有一些当地老年人休闲,这个绿树环绕的公园,沿着湖边人行步道,环湖行走一圈大概要十来分钟。公园紧邻仁爱路,北面是一个停车场,与国父纪念馆正门的草坪平齐。

假日时,这里是台北市民最爱的去处之一。天空中常有风筝翩翩飞舞,点缀着台北的天空。宽阔的广场,更是亲子玩飞盘、玩直排轮、散步休闲的去处。晨间时刻,老先生、老太太在这儿打太极拳、跳土风舞,一幅幅健康悠适的风景,是最美好的画面。

公园的空旷,对比四周的高楼,似乎有点寒酸之态,高楼栉比,每天在侍卫着公园,迎来晨曦,送走晚霞,忠实执行着自己的使命。喧哗与静谧在此时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没有人喧哗或者大声说话,因为这里有国父在慈祥地注视着他们。

个人感觉,翠湖是拍摄101倒影最好的地方。许多人到中山公园,都只去中山纪念馆去看表演,和与101合影,却忽略了在纪念馆的四周围绕的中山公园和翠湖。

西侧紧邻塑像在中山碑林展示区,共搜集临摹与孙中山一同革命创建民国的黄兴、秋瑾等十二位先烈,以及林森、蔡元培等七位先贤的墨宝、书法共二十一块碑,为表彰他们为国为民的崇高气节,因时间紧张来不及一一欣赏。

西门前面狭长的绿地,中间是孙中山的坐像,身后隔一座花池是一尊站立像。在这么小的空间,设计放置同一个人的两尊塑像,不知设计师秉承的是什么设计理念。还有不少市民生活雕像,有游玩的,讲故事的,都是栩栩如生,真实反映着台北市民的生活情景。

翠湖北面,有台湾北部低海拔原生植物展示区和于右任铜像。于右任,国民党的元老,书法大师、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与好友刘觉民等人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和中国公学,筹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主持部务。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反对袁世凯。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与冯玉祥、刘觉民等人解救西安之围,出任驻陕总司令。后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善长诗词书法,所创“标准草书”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

老先生晚年作歌抒发乡思之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国父纪念馆

台北孙中山纪念馆,称“国父纪念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建。1964年筹建,1972年落成,原隶属于台北市政府,1984年,合并阳明山中山楼,机关名称从国父纪念馆管理处易为“国立”国父纪念馆。

国父纪念馆属于规整的面南背北方位,占地35000坪,为宫殿式建筑。高30.4米,四边各为100米长,巍峨宏伟,庄严大气。每边由14支灰色大柱,全馆占中山公园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是当今台湾罕见的宏伟建筑物。平面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前为孙中山塑像纪念堂,后为表演厅。馆内规划有可容纳观众2500多人的大会堂,总面积2,844平方公尺,为岛内最大型的国家级表演场地,表演厅灯光、设备一流,是重要文艺活动的表演场地,演讲厅常有学术性、生活性的讲座。所谓“国家级”的艺廊。中山国家画廊,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在此展出。纪念堂前有一个空旷、开阔的自由广场,许多红嘴红脚鸽子自由地走来走去。

在借鉴传统建筑起脊飞檐造型的同时,赋予了不同的新意,据称,这种奇特屋顶造型可追溯至唐宋。以简洁有力的线条勾勒屋脊,巧妙的将屋顶形成三度曲面,从造型上看,整个建筑接近完美。以线条取代块面,注重柱子、门窗、屋檐的线条美感,正面入口处的屋檐向上翻起,使整个建筑在入口处显得大气宏伟。两边屋顶犹如巨幅白色的挽纱,整个色调朴实且耐看,具有淡泊而宁静致远的气质,整个建筑散发着一种东方古典的含蓄美。

以灰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纪念馆,檐下正上方一块黑色的横匾端端正正写着五个镀金大字:“国父纪念馆”很是醒目,乃老蒋所题。

该馆是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师王大闳的作品。 王大闳是二十世纪台湾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1918年北京生人,他的父亲,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的外交总长。幼年长于上海和苏州,曾在南京就读过金陵中学,早年在瑞士接受中等教育,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建筑。1941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现代建筑大师葛罗皮斯(Waiter Gropius),并与著名华裔建筑师贝律铭同窗。在国共内战时,王大闳同家人来到台湾,开始了他的建筑师之路。“国父”纪念馆便是他在台湾设计的优秀作品之一。凯达格兰大道上看到的外交部大楼,包括林语堂故居,都是他的作品。

除外,还有逸仙艺廊、德明艺廊、翠亨艺廊、载之轩、翠溪艺廊、翠溪艺廊视听室、视听中心团体欣赏室、中山讲堂、演讲厅、逸仙放映室、孙逸仙博士图书馆、励学室等等,其中孙逸仙博士图书馆於93年9月底重新开放,藏书三十余万册,在地下室增辟儿童阅览室、书报阅览室,全年供民众阅览。

看到这样的建筑,我忽然有了一种穿越历史的奇妙感觉。“中华民国”那个父辈们曾经经历的年代,我们只是在小说、电影中才会涉及的字眼,如今却活生生的跃然眼前。

在国父纪念馆的西北角。拾级而上到纪念馆的外围廊道,水泥台阶陈旧风化,水渍斑斑。开始顺时针绕廊行走,和国家戏剧院一样,廊道里都是休憩锻炼的普通市民。

西侧,老蒋题字的“中山画廊”前,一群年轻人正在休息交谈,旁边七八个青年人,正在认真练街舞。

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年纪,小伙子个子高高,腿臂长长,休闲T恤。姑娘们穿时髦的衣服,甩着长发,跳舞的样子很是潇洒。他们把雨伞和背包堆在一旁的窗台上,小型便携音箱,正响亮着动感的节奏。拿出相机,拍了几张他们的照片,也算是感受了一下台湾青年的日常生活了。

虽然名为“国父纪念馆”,但孙中山的陵墓并不在台湾,据记载,孙中山逝世后,先在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尔后遗体停放在香山碧云寺。在这期间,遗体历经风险,险些被军阀张宗昌派人烧毁,后被守灵卫士藏于水泉山洞里,得以保全。

1928年4月,南京政府发动二次北伐,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6月7日夜里,孙中山遗体又被放回碧云寺灵堂中。12月23日,林森、郑洪年、吴铁城等迎榇专员抵北京西山碧云寺谒灵,目睹孙中山“容貌清洁,毫未改动”。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落成。5月26日,经重新作了防腐处理后改殓的孙中山遗体,被移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至今几十年,遗体始终没有被动过。但是,却有谣传孙中山遗体移到了陪都“重庆”,或说,孙中山遗体在解放前已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

但是,曾当过孙中山贴身卫士,又参加过建陵工作,安葬时抬过灵柩,安葬后长期守陵的范良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安葬在中山陵的棺椁是紫铜棺,约1厘米厚,上面是水晶玻璃盖。孙先生身着黑色马褂,蓝色长袍,脚上是黑色布靴,神态安详地仰卧在蓝色的弹簧垫上,身体两边用许多丝棉球固定,两脚中间安放着瓷瓶,里面存放着火化了的内脏。密封前,又盖上了紫铜棺盖。墓穴四周为长岗石墓圹,墓圹外边是一尺多宽的隔层,再外边还有一道坚固的墙面。之后,从里到外用钢筋条、钢丝网、油毛毡、混凝土密封。这样,上部为日本著名雕刻家高琪精心刻制的孙先生卧像,下部即是孙先生长眠的紫铜棺。”

范良说,日军攻破上海、苏州两道防线,老蒋曾想把先生的遗体带到重庆。设计陵墓的工程师怕损坏灵柩和遗体,移灵之事没能如愿。国民党撤离南京前夕,林森到中山陵对我们说;“总理遗体不能移动,你们要保护好总理陵墓。”80名卫士都在“与陵墓共存亡”的誓言书上签了字。范良又说:“孙科先生离宁前曾来谒陵。我请示他:‘共产党军队渡江后,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孙科说:‘毛泽东、周恩来对孙总理是很尊敬的,你认识周先生吧?你不要跑开,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以后,我就命令大家徒手站岗,武器全部入库存放。”

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军的刘志诚团政委率领一个营战士来到中山陵。从此,中山陵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看看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气度,看看老蒋的心胸狭窄,这也注定了老蒋事业毕竟完蛋的原因,但可惜了孙中山创建的建国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尊重孙中山与他的三民主义,并与之开辟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有过数度的合作,现在,他成立的党也成了在野党,失去了政权,我觉得伫立在这的“国父纪念馆”,是对他开辟的事业是个莫大讽刺。党被欺压成这样,还谈什么“建国”大业呢?我想,他在冥间,会举起鞭子,狠抽蒋氏父子与那些追随者几下子的。

展览

走进纪念馆一楼大厅,迎面就是孙中山铜像,他端坐沙发之上,目光深邃坚毅,双手搁在椅子扶手上,看上去威严也平易近人。铜像高 5.8米,总高8.9米,重达17吨。在他坐像背后的墙壁上,有“民族、民生、民权”六个鎏金大字。那是他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

据说,在中正纪念馆,老蒋坐像背后的墙壁上,也有“科学、民主、伦理”六个鎏金大字。那也是老蒋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吧。在中国有“盖棺论定”之说。可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老蒋却是“盖棺”不能“定论”。他过世30多年了,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台湾,他被请下神坛,被“去蒋化”。不能不说,他与孙中山的声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台座上镌刻着孙文题写的《礼记·礼运》上孔子论述“大同”社会的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意思是说: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因此人们不仅仅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所赡养,不仅仅抚育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使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使孩子健康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有人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恶把它扔在地上的现象,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就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理想社会。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这也是孙中山治国理念的根源。

国父左右有两位持枪卫兵护卫。他们仪表整洁,头带白色的钢盔,身着蓝色军装、站姿笔挺,纹丝不动。初看还以为是塑像,仔细看才发现是真人。

厅后为纪念馆实用部分,上下二层,包括大会堂、图书馆、画廊、展览室、演讲室以及其它文化服务建筑。开馆之初,“国父纪念馆”主要作为陈列中山先生的革命史迹之用,并有部分展演活动。

大厅左右两边,是宽敞、明亮又气派的国父史迹展东室、西室。东室是以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为主题的展览室,“历史”专题,进门的展板,引用了孙中山为《民报》题写的发刊词:“百年锐于千载”。整个展示内容,从百年前的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开始,一直到台湾当代的政治、民生建设。展品中,也包括了1987年7月9日,蒋经国签发的解严令文献,正是从这条总统令之后,台湾的政治民主,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还有孙中山生平事迹,及组党建国的各类文献、影像、资料展示,有“中华民国宪法”装订本,看到一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玺。还有孙中山手书全文仅二十五条的镏金刻印的《建国大纲》,展示在一面南墙上,看着这工整、流利的字体,似乎看见字里行间中走来一个伟大的女人,她就是宋庆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都凝聚着宋庆龄的心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终成了纸上文字,成了梦,而宋庆龄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被中央接到北京,参与了建国方案的讨论。

还展览着孙中山的文章、信件、墨宝、图片及其生活用品。从孙中山的介绍和他的遗物、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伟人历经一生风雨洗礼的坎坷历程,他的革命精神不朽,不愧为是改变中国命运,把中国推向民主共和进程的元勋。

展室的顶部,布质的硕大青天白日国徽,在灯光的映射下格外显眼,沿边垂落的红色、青色纯色条幅,衬映了国徽几分造型之美。

西室则是以孙中山与台湾为主题,并有关台湾历史的介绍。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后,孙中山兴兵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遭到通缉。1913年8月5日,孙中山与胡汉民及随从等,乘“抚顺丸”轮自福建马尾赴台,住在台北一家叫“梅屋敷”的旅馆里。此时的台湾总督表面上表示欢迎,暗中却派人四周严加警戒。但孙中山仍然秘密会见了部分同盟会台湾分会的翁俊明、蒋渭水等志士。

以图画及照片,介绍了孙中山生平及在台湾的活动.在这里可看到,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来台湾,在台北市汉中街设立指挥所,策划指挥惠州起义的老照片;辛亥革命志士台胞罗福星照片和诗作;中山好友协助陈少白,在台北成立兴中会台湾分会杨心如的照片;孙中山逝世后,北京大学、台湾学生会,敬悼的“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无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挽联;《台湾民报》对台胞隆重哀悼孙中山逝世盛况的报道等。

房间中还放置有一个开放式的书柜,柜中陈列着孙中山文集和研究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著作等,为参观者提供了更全面了解中山先生的机会。

并悬挂着中山当年书写的“博爱”两个大字,长方形玻璃展柜中放置着孙中山1924年手书的“三民主义自序”,以及1913年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

灯光昏暗,可以倾听“马关条约”的录音,有趣的是,用光电控制孙中山书写“博爱”两个字的场景,隔几分钟,孙中山从百叶窗走过,去书房写一次。为了拍到与他在一个场景的相片,先是等待,看到他出来,拍照者需眼疾手快才能完成。

还有数座真人大小的孙中山生活铜像,与宋庆龄的铜像,可能是结婚时的合影,宋庆龄显得腼腆,短褂长裙,一派学生气,格外温婉。

这时候,听到了一阵喧哗声,原来士兵换岗仪式要开始了,我便匆匆向大厅走去。

士兵交班仪式

国父纪念馆仿照美国国家公墓的做法,在纪念馆大堂上,孙中山座像的两侧,各站立一名卫兵。纪念馆的换岗仪式是这样的,先是坐像两边,二十公分站台上的在岗卫兵,提枪进行握枪、托枪的动作,然后,大堂左边走出三个卫兵,不是一排,而是错开一个身位,两边卫兵是持长枪的,准备上岗的卫兵。当走到与坐像平齐的位置,左转身,变形为两排,立定。两个在岗卫兵表演走下岗位,走到与准备上岗卫兵同排,在两边站立。之后四名卫兵跟着发令官的口令操枪。接下来两两相对,操枪,交换位置,再面向坐像舞枪。期间发令官向坐像行礼。最后,发令官带着先前在岗的两个卫兵返回,两个新上岗的卫兵,再一丝不苟地正步去到站台后面上岗。

仪式很简单,但做起来着实不易。据说,在台湾,原来有两处这样的地方,一个是国父纪念馆,一个是大溪慈湖两蒋陵寝;扁当政时期,撤了两蒋陵寝的卫士,理由是节约资源。

据说,该换岗仪式由海陆空三军仪仗队轮流值班,每个军种值一周,然后按顺序轮换,今天,正好是空军值班,我清晰的抓拍了他们的臂章。此时,在中央大厅警戒线外已经站满了人,人们拿着相机、手机,静静的等待着。

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卫兵每小时换一次岗,换岗的时间,接岗的两名卫兵在一名领队的带领下,从大堂的左侧门扛枪正步走出来。蓝色军服,裤子上一条白色线条,不锈钢头盔闪着亮光,白皮带,白手套,穿着高腰系带黑色皮鞋,显得精神抖擞。卫兵们都百里挑一,高高的,帅帅的,尤其是枪托砸在地板上,和那钉了铁钉的皮鞋高抬踩下去发出的响亮声音,增添了几分庄重和威严。

他们每走一步,手平举到齐肩高,脚抬高与膝盖成90度,步伐缓慢,带着一种中世纪的仪态与威严。动作虽然很慢,还有点僵手僵脚,但很有力量也很有美感。脚上的军靴靴底可能是钉了铁钉,走起路来,咔咔直响,姿势威武,节奏紧凑,整齐划一。举手、抬足、摆头、舞枪,整齐、庄严、威武,期间有许多稍显夸张的花式动作,引来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不断。

走到孙中山座像时,换岗的卫兵走下岗哨,与接岗的卫兵并列成一行,共同完成验枪等一系列动作。我看过网络上丑化该仪式的一张照片,是士兵练操时,同时举枪平端过头的动作,就像举枪投降的姿势,下面还有题字是:“国军官兵现在拼命练这个”,看完,我不禁笑了起来。

即将被换下来的卫士手脚已经僵硬,需要慢慢活动一下才能下得岗来,即便这微小的活动也很有动感美。军官带来的士兵,分别向自己的岗位走去。只见他们把枪旋转得眼花缭乱,这时的枪已经不是枪,而是一块柔软的金属了。

威武归威武,但这系列花架子动作串联起来,确实不像士兵的勇猛,倒像是在玩杂耍,枪仿佛不再是消灭敌人的武器,好象一只金箍棒,我不知道,对士兵来说,打仗意义上说,是枪好使,还是挥舞金箍棒好使呢。

20分钟的交接仪式结束,留下二位持枪护卫分立铜像左右。因为站到台上就不能动了,最后由两位便衣主持人前后帮助将衣服整理铺平才离去。两位新换上岗的卫士要这样纹丝不动的、雕塑一样的站40分钟等下一次换岗。

当从国父纪念馆大门走出,馆前广场便豁然开朗开来,门前的团队游客也更显壮观。回望国父纪念馆的正面,廊柱之上高悬金字匾额“国父纪念馆”,题款“中华民国六十一年蒋中正敬题”,而内里的门梁之上,彩绘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字样,心里感慨万分,突然想起了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中的一句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是啊,白驹过隙,时间过的太快了,国共两代的奠基者,当年都是如此的雄心大志,可如今,只能眼看着时代在变迁,哪怕不由己意,又能生出什么办法呢,后浪推前浪是规律,百年流芳是人心,人在生前,有几个会想到这些呢。

我一言不语向纪念馆后面的小巨蛋鸟巢走去,因为那里是集合点,此时,钩沉着历史,思索着岁月,抚摩着自己,不禁自问,百年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呢?

步行到仁爱路

高楼栉比油然是,血脉穿街注腹间。

石塑勾连曲路拐,花坛盛放玉蝶欢。

湾城南北歇风雅,陌巷东西醉浅鲜。

拍树三声仍未语,抬头却已近京关。

 

台北首脑机关

市邸威严箍帽愁,玉狮职门守高楼。

闻听商户连春牖,不见官家推欲求。

议会迁屋十米路,花坪闹场百般候。

可怜民主当谐剧,仁爱街中多自由。

中山公园

宫庭门座御琉璃,铁艺栏杆矛筑颀。

卵路修长铺墨绿,翠湖柔软嵌金题。

碑林但有中山字,雕塑岂无佑任籍。

碧水悠波皴倒影,荡于萍畔看尘迷。

国父纪念馆

飞檐翘竚瓦訾黄,含蓄一直追到唐。

三度曲折伏筑顶,千条敬挽罩幽墙。

画廊擦壁留遗字,书馆登楼察库藏。

此处中山无椁柩,凭思须至紫金旁。

观展

金风围簇牡菊黄,台上中山御瑞祥。

孔子留言评大道,孙文定义释苍茫。

东厢史迹遗国粹,西舍生平寡列强。

犹是年华怜傲骨,衣钵谁个继兴长。

士兵交班仪式

双立台旁丝未动,一声号令震堂前。

横枪操练人排伍,正步踢开足欲言。

舞却勾连犹蹈虎,兵虽肃穆若翔鸾。

还疑架子唯优美,对仗时节用可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