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记忆：从“浮屿”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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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浮屿汉语中的“屿”字，闽南话读“su”，鼓浪屿读“go-long-su”。厦门市区的厦禾路与思明北路交汇的地方，有几座三、四层的商住两用楼宇，被当地人称为“浮屿”，闽南语读成“pu-su”。明明是个繁华市区，却被称作“岛屿”。查考地方志，有两种解释：一是说这里本来就是个小岛，后来厦门市区扩建，填海筑路，浮屿与市区相连了，百姓口中仍保存旧日称呼“浮屿”；第二种说法是，站在厦禾路上，往北看，思明北路分成两叉，中间夹着的那座建筑，像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岛屿。1961年，我从新疆来厦门投亲，有时会住在浮屿的姑妈家。姑父袁迪赉（lai）医生，解放前在浮屿一带行医，买下思明北路140号，楼下作诊所，二楼住人。姑妈家隔壁，是厦门市图书馆，文革期间改为少儿图书馆。表姐有一张借书证，每次可以借14本书。我从《十万个为什么》看起，到《红旗飘飘》、《小城春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得课业荒废，差点小学毕不了业。姑妈家的街对面，是著名的开明戏院。戏院沿街一层是售票大厅，二楼是舞台，正对着我家窗户，一家人天天都可以免费看戏。在那个饥荒年代，厦门的戏迷热情不减，夜夜笙歌、锣鼓喧天。戏院每天上演高甲戏、芗剧，有时还看到几位演员在台上斯文地弹唱一种叫“南音”的曲艺节目。多年以后，我在台湾观摩歌仔戏，其音韵、表演，令我忆及儿时享受开明戏院演出的美好时光。开明戏院隔壁，是思明区防保院，一个由许多个体医院、诊所合并而成的社区医院。我姑妈是该院的助产士，几十年来为浮屿一带居民接生，不可胜数。在附近的第四菜场，凡有称呼她“先生娘”（厦门人对医生太太的尊称）的菜贩，都是不会向她收钱的。思明北路与厦禾路交界的街角，有一间食品商店，是我经常驻足停留的地方。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食品都是配给供应的。厦门市民每月可领到一种可以买点心的票证，叫中级饼票。姑妈还是心疼娘家人，每个月总会背着她的儿女们，偷偷塞给我一张中级饼票。我攥着这份姑妈的心意，在那家店的柜台前徘徊、纠结：到底是买一块杏仁酥？还是蔴糬？就像哈姆雷特反复叨念：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厦门岛被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装点得更加美丽，更加引人注目。希望那些记载着这个城市发展经历的老地名，没有被遗忘。后排左一是作者二．地瓜腔我出生在漳州，一岁时被父母带去北方生活，直到十岁时，才回到厦门读小学。我寄住在姑妈家，众表兄妹和邻居们讲的厦门方言，即闽南话，我是完全听不懂。不会讲厦门话的我，搭公共汽车、买东西都不敢开口，生怕被别人认出是“北贡”。然而，我的“自卑感”在学校里，又成了自豪。那几年，厦门大力推广普通话，我的语文老师孙允贞，就说的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同学们没有几个人，能用普通话把“二”读正确，大家互相调侃自己的“湖建话”是“地瓜腔”。后来，我离开了厦门。每每在广播电视节目里听到闽南话，成了我思念厦门的纽带。八十年代，在学校的中秋晚会上，我的一曲闽南歌《天乌乌》获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写成“天黑黑”）。可能是我报名时用的是“台湾民谣”，符合当时统战的意味，才被领导赏识的吧。现在的年轻人，个个普通话说得倍儿棒，都不喜欢说自己的家乡方言，地瓜腔都快要失传了。《潜伏》里扮演翠平的演员，是泉州出生的？我还有点不相信。去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厦门，正逢星期天。我到人称“中华第一圣堂”的新街礼拜堂，参加主日崇拜。我与全体会众起立齐唱，《闽南圣诗》中的一首《天父爱我歌》。咦？我怎么听得是：（天爸疼我）？仔细思量，闽南话中，将上帝的爱，比喻作父母对儿女痛惜、爱怜的意境表达，真是很准确、传神。礼拜结束了，邻座的一位慈祥老者跟我打招呼：“先生您是从外地来的吧？听闽南话有困难”？“哦，不、不，我听得懂，我是漳州出生的，只是离家太久了”。“是的，厦门话融合了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的方言，是一种很好听的语言，她保留了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字和发音。欢迎您回到厦门来”。我目送这位可敬的老人，缓缓走出礼拜堂。旁边的人提醒我：“他是天天在电视上教厦门话的周教授，可有名啦，你都不跟他照张像”？新世界大楼三．厦门第一高楼在厦禾路与故宫路交汇处，有一座六七层高楼。知道它的人都会说：哦，那是厦门感光厂。而年长的厦门人，都称呼它：新世界。这座在当时的厦门第一高楼，是房地产开发商汪昌庆，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游乐场，于1932年建成的，取名新世界游乐场。新世界内设京戏、闽班、台湾戏、有声电影等表演节目，和其他娱乐设施。日寇占领厦门期间，市面百业凋零，新世界只能关门歇业。据老人说，新世界大楼住过日军的伤兵。这是可能的，有人曾经在那个院子里的防空洞里，捡到过子弹壳。1946年，福建省立医院的一部分，从南平迁来厦门，使用了这座厦门人喜爱的大楼，并改名为厦门第一医院。第一医院的旁边，是一块荒地。一群有为的知识分子，在政府的支持下，办起一所“厦门私立文化学校”，这就是日后的厦门市第六中学。1949年，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林梦飞将军，识时务地起义了，保住了身家性命和家产。林与他的多年好友张圣才，合伙办起了厦门感光化学厂，生产飞天女牌的胶卷和相纸。初期，厂房设在厦鼓轮渡码头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厦门开始大办工业，市委书记袁改，把他的爱将谢崇永派来感光厂加强领导，并将工厂迁往厦禾路的新世界大楼。厦门第一医院获得更多发展，搬往镇海路现在的地址。厦门市第一任市长梁灵光，调任中央轻工部领导。他继续关心、支持厦门感光厂的成长、发展。飞天女牌的感光材料，是享誉全国的名优产品。堪称厦禾路新世界大楼里飞出的“金凤凰”。四．番薯签饭1963年，我和一群从“三年大饥荒”中成长的孩子，考进了福建省重点中学：厦门一中。漂亮的校舍、宽阔的体育场、令人敬畏的王校长和老师们。校门口的竹寮，是我们学生的饭堂。校园坐落在厦门深田路的尽头，当年就算是城市边缘了。家住市内各处的师生们，午餐都得在学校解决。每天上课前，大家把自己带的米装进瓦罐（饭钵子），按比例加水，然后放在食堂的大蒸笼里。我用的是舅舅从上海买回来的铝饭盒，颇有点与众不同。午餐时间到了，大家纷纷在大木架上找到自己的饭钵，再买一份饭堂提供的菜。素菜通常是：清炒空心菜或瓠子，五分钱。荤菜是：一勺红烧肉，或两块煎带鱼，一角钱。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馋呵，我只能一天荤，另一天用家里带的菜脯和酱瓜仔配饭。这天，我被老师留堂训话，等我到了学生食堂，只有我的铝饭盒孤零零地在架子上。匆匆打开一看，不是我的！一定是哪个冒失鬼拿错了饭盒。这是一盒一半番薯签（就是地瓜干）一半米混合的饭。我们的国家在粮食紧张的年代，用高产的地瓜，代替城市人的口粮供应。地瓜切成丝、晒干，大概是五斤抵一斤米。第二天，我寻到了自己的饭盒。里面依然是番薯签和米各半，只是有一块咸鱼干。温馨的“冒失鬼”，用这样来表示歉意。不知当年的同学们，现在还好吗？请与我联系！悠悠岁月，我们都成了爷爷奶奶了，并且都犯同样的错误：把自家的孙儿，统统养成了肥仔、胖妹。这也许就是我们童年时代，饥饿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失的缘故。上学的时候，我最反感忆苦思甜大会了，老贫农在台上声泪俱下，我在下面看功课。咦，怎么今天我也忆苦思甜了呢？看来，我真的是老了。作者简介：陈宣明，厦门人，海外华人LOOKERS鹭客社 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欢迎关注鹭客社，投稿联系微信号：DONGE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