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的作者是谁呀？ 过秦论的作者简介
汉文帝共有8个儿子，刘启继承皇位，其余几个的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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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刘恒确实有八个儿子，但其发妻代王后所生四子仅留下只言片语，剩下四个儿子里有两个是窦皇后所生，还有两个不知生母何人。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其生母薄姬原本是魏王豹的人，后入汉宫，偶然被刘邦临幸而产下了刘恒，在此之后就被刘邦抛诸脑后，冷落深宫。
不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刘邦驾崩后，曾经盛宠的戚夫人等都被吕后所诛，唯独向来安分守己的薄姬母子得以全身而退。
刘恒终究是皇子血脉，受封为代王，刘邦驾崩后，吕后恩准薄姬前往代国与儿子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成为代王太后，而刘恒也做了挺长一段时间的藩王。
从记载中来看，刘恒大多数的子嗣都是他在做代王的时候生下的，共有八人，不过特别的是除了窦皇后所生二子，其他六人都有些古怪。
代王后四子，扑朔迷离充满疑云
史料之中对刘恒称帝之前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在做代王的岁月，不过在刘恒做代王期间有个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他的结发妻子代王后。
后来的窦皇后并非刘恒的发妻，窦氏在代时仅仅是个姬妾，从没做过王后，而真正的代王后另有其人，就是刘恒的元配。
然而，就是在这位代王后的身上，有着很多的奇怪之处。
《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记载：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这是史书中对代王后为数极少的记载，作为刘恒的元配，代王后的生平记载几乎没有，居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只是称作“代王后”而已。
更离奇的是还是代王后的孩子，按照记载代王后接连生下四个儿子，但都在刘恒登基的时候莫名其妙接连夭折，同样没有留下任何其他记录。
史记里说的是“窦姬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后生两男”。
这句话就是说，窦氏到了代国以后，代王宫里其他人就失宠了，窦氏专宠先后生育。
可窦氏生下长女馆陶公主是在公元前189年，当时的刘恒才十三岁，而且若是刘恒专宠窦氏冷落他人，那么代王后的孩子必然是在此之前生的。
倘若这样，刘恒初为人父的时间简直惊人啊。
虽然古人的结婚生养的年纪的确比现代人要早很多，可早成这样也着实是有些雷人，只是这段记载一笔带过并不详细，所以真相也无从了解。
诸吕之乱被平定后，刘恒被迎入长安成为新帝，而他的发妻代王后在此之前就离开了人世，这没什么奇怪，真正奇怪的是代王后生的孩子。
就在刘恒登基后没多久，代王后生的四个男孩全都相继夭折了，这巧合得有点怪。
其实按照后世的主要说法，是认为代王后是吕家女，吕后称制的时候为了掌握刘姓诸侯，将吕家女儿嫁到各诸侯王家，刘恒当然也很难例外。
要知道，在惠帝驾崩、齐王刘肥离世后，赵王如意又被吕后所害，刘恒就是当时高祖血脉之中在世最年长的一个，地位非比寻常。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代王后与她所生的四个孩子都被视作吕氏之后，长安群臣虽然奉迎刘恒却容不下代王后母子，所以只能令这四个孩子相继夭折。
除了代王后所生四子，刘恒其他四个孩子两个是窦氏所生，两个生母不详。
窦皇后所生的刘启与刘武
长子刘启，后来的汉景帝
窦氏年轻的时候非常得宠，代王后与其所生的四子相继都没了之后，群臣请求已登基的刘恒册立窦氏所生的长子刘启为储君，刘恒同意，而窦氏母凭子贵，直接成了皇后。
因为窦氏被封后，刘启也获得了嫡长子的名分，在礼法上拥有绝对的优先继承权。
刘恒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帝，在后院七年驾崩，刘启以太子身份登基，也就是汉景帝。
刘启在位期间，虽然大致上继续无为而治，但此时汉朝的国力已经明显充盈起来，刘启在无为之中开始略有所为。
景帝时，对于尾大不掉的诸侯国问题进行处置，最终成功平定七国之乱，诸侯王被景帝削得再难成气候，为后来武帝时期推恩令奠定了深厚基础。
景帝刘启是历史上著名的明君，在位期间崇尚节俭不好奢华，将文景之治的盛世推向了一个巅峰状态，但其身体不好，在四十八岁的时候于未央宫病逝。
梁王刘武，被偏爱的幼子
窦氏共生两个男孩，大的是刘启，小的就是刘武，两人都是在代国出生的，刘恒登基后，刘武初封代王，后改封淮阳王，最终封定梁王。
作为小儿子，刘武深受母亲疼爱，而且刘武年少离开生母就藩，窦氏心中自然更加挂念，加上窦氏与景帝在朝政上有所争执，显得刘武更加受宠。
平定七国之乱时，刘武曾立下大功，而窦氏曾要求景帝传位给刘武，兄终弟及，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也成为了景帝与刘武兄弟之间的巨大隔阂。
刘武地位尊贵功勋卓越，其封地梁国非常富有强大，然而因为继位问题，景帝对刘武也是心怀芥蒂，尤其是刘武派人行刺那些反对他被立储的朝臣之后。
由于皇位之争，本来关系很好的亲兄弟最终渐行渐远。
景帝中元六年，刘武请求入朝觐见被拒后闷闷不乐，最终忽然生了热病离世，其封国被景帝一分为五，刘武的五个儿子均封为王。
生母不明的刘参与刘揖
刘参
刘参是刘恒膝下除代王后四子外，其他四子中的第三子，不过对于他的生母并没有任何的相关记载，刘恒登基后，刘参被封了太原王，当时刘武是代王。
刘武被改封淮阳王之后，代地被纳入刘参的辖地，他也改封为代王。
从经历来看，刘参应该也是刘恒在代国时出生的，他也是汉朝后来代王藩系的根源。
刘参本身并不得宠，其生母连个记载都没有，代国虽然对刘恒很有意义，但毕竟地处偏远又挺穷困，还经常受匈奴侵袭，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文帝后元二年，刘参薨，他走在了其父亲刘恒的前面，其离世后王位由其子刘登继承，一直延续到王莽篡汉时期才断绝。
刘揖
刘揖是刘恒最小的儿子，他的生母同样不知是谁，不过很奇怪的是，刘揖是个相当得文帝宠的皇子，也因如此，为何其生母没有任何记载也成了谜。
史料记载，刘揖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
刘恒初次分封皇子的时候，刘武被封去代国，刘参被封去太原国，唯独刘揖被封在了地方又大又富裕，土地肥沃人口也多，还位于中原腹地的梁国。
相较于代、太原，刘揖的封地条件好得惊人，刘恒还派贾谊去辅佐刘揖，可见其宠。
不过很可惜，刘揖命不长而且没有子嗣，是个福薄之人，
文帝前元十一年，刘揖从马上摔下来离世，因为没有子嗣，所以王位无人继承，于是刘恒这才让窦氏所生的刘武改封去了梁国成为新的梁王。
汉武帝提出的“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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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独尊儒术”。在这一制度定型前后，儒家的思想和儒士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下面，我就用武帝时期两位儒林代表人物公孙弘和董仲舒为例，来剖析独尊儒术的实质以及它的历史影响。
说起儒生入仕的经历，他们逐渐压倒其他诸子杂学，成为汉廷之内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派，应该始于孝武初政之时。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儒学的专崇离不开两位重要人物的努力。一位是董仲舒，另一位是公孙弘。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正式向孝武帝提出了兴办太学以养儒士的建议。10年之后的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循着这条建议推动博士官招收弟子（当时确定员额为50人），天下郡国贡士太学定为西汉王朝的例行制度。
从此儒学成为国家教育体制唯一认可的显学，也就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独尊儒术”的局面。
然而奇怪的是，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看似并肩作战的儒学宗师，私下里却连一点儿交谊都没有，甚至还彼此攻讦，操戈相向。班固说：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汉书·董仲舒传》
汉代儒生，能够博通群经的——也就是能同时研究《易》、《书》、《诗》、《礼》和《春秋》这五部经典，并且达到高深的造诣，将五经融会贯通——往往只限于少数不世出的天才。更多的时候，专治一经才是儒生们求学的常态。
董仲舒和公孙弘同是研究《春秋》出身的学者。相比于治《诗》、治《礼》的别派同道，他们二位的渊源更要亲近一层。董仲舒学术湛深，成名已久。早在景帝朝就被引入太学，拜为博士。而公孙弘则是半道出家的“野路子”，年过四十才开始接触《春秋》杂说。因此司马迁和班固一致认为，单论学术水平，公孙弘是赶不上董仲舒的。
至于他们二位的矛盾，倒不源于学术意见上的分歧，而是清廉耿介的董仲舒瞧不起公孙弘的私德。他总认为公孙弘侍君奉上太过谄媚。被学术权威打上了“从谀”的标签，这不但会影响到公孙弘在儒林中的口碑与评价，甚至可能危及他顺风顺水的仕途前景。
为了铲除董仲舒这个隐患，公孙弘想出了一条假公济私的毒计：他以丞相的身份向孝武帝建议，派董仲舒前往胶西国担任国相。
当时在位的胶西王刘端乃是孝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仗着先帝之子、今上之兄的亲贵身份在国中横行不法。中央派往胶西国的二千石官吏若对刘端的不法行为稍事规劝，便会招来他的恶毒报复。可要是听之任之，甚至与刘端沆瀣一气，又会因为渎职而毙于天子的雷霆之怒。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胶西国因此被许多官员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
但就是这个火坑，公孙弘却硬要把董仲舒往里推，巴不得把董仲舒烧个粉身碎骨才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公孙弘想不到刘端这个“呆霸王”虽然蛮横，居然也尊敬董仲舒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在董仲舒的规劝下收敛起了往日的锋芒。胶西国内因此波澜不惊，并没有像公孙弘期待的那样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连凶残阴狠的刘端都对董仲舒礼敬三分，一直标榜自己心向儒学的孝武帝刘彻却为什么要把这位儒林泰斗远远儿地发配到山东去，而把那个学术与人品都逊色一等的公孙弘留在中枢，甚至拜为丞相呢？
班固解释说，这是因为公孙弘“希世用事”之故，也就是说公孙弘望风梯荣，会瞧主子的脸色办事。这倒也是事实。《史记·平津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次上朝，公孙弘事先与汲黯等大臣商定了上报皇帝的条陈。可陛见之时，孝武帝却流露出与条陈相左的意见。见势不妙的公孙弘马上背弃了汲黯等同僚，表态左袒武帝。
汲黯的刚肠嫉恶在朝廷内外那是出了名儿的，更兼他是武帝御于潜邸时的旧臣，讲话一向放言无忌。哪怕针对孝武帝本人，汲黯的毒舌也绝无收敛。公孙弘胆敢临事反水，汲黯哪里饶得过他？于是当场便发作了起来，带头斥责公孙弘“不忠”。千夫所指之下，公孙弘却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话：
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的意思是：顺从君主的旨意就是臣子忠诚的表现。至于别的，在所不论。按照儒家的原始教义，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是对等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只有君王遵循礼义的原则向臣子下达命令，臣子才负有尽忠职守的责任。
而公孙弘在上文中的那一番表态显然打破了这样一种契约。按照公孙弘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抽象的道理（即“礼”）来约束君主的言行。君主的意志就是不可置疑的道理，尊奉王命就是不可挑战的道德。司马迁曾说“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史记·平准书》）。
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公孙弘的所作所为等于主动找来一条绳子，把他自己和同僚们的手脚都绑了起来，置于君主意志的桎梏之下。而作为契约的另外一方，皇帝的意志却摆脱了礼义的束缚，获得了近乎无限的自由。这样一来，原本对等的君臣契约遂变成了一份大大有利于君主的“不平等条约”。
而比这更糟糕的是，公孙弘竟然声称捆绑臣子的那条“绳子”不是他自己搓的，而是圣人孔子着于《春秋》，留给后世的。
作为缔结君臣契约的一方，公孙弘出卖同僚，近乎无原则地向皇帝让渡权利。这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加强君主集权的孝武帝来说当然是一个很有利的臂助。
于是皇帝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汲黯的指控，保护了公孙弘，并在此后顶住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声讨，一再给公孙弘加官进爵，直至抬举他做了丞相，位在百僚之上。
虽然今天有不少人将儒学视为鼓吹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动学说，但具体到公孙弘的身上，我坚持认为他的谄君媚上不是儒学的影响所致。恰恰相反，这是公孙弘背叛儒家教义的明证。因为说到底，这个40岁才开始接触儒家学说的半老书生，他本来的面目其实是个狱吏。
在汉代的酷吏之中，唯上唯权的思想倾向可说是泛滥成灾。比如与公孙弘同时的张汤。对这位武帝朝最有名的酷吏，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他的执法原则的：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 ——《史记·酷吏列传》
张汤的法典里根本没有“公平”、“正义”这样的字眼。量刑的轻重高下一切视孝武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似此舞文弄法，当然要招来舆论的批评，而面对物议，张汤的忠实信徒杜周是这样回应的：
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史记·酷吏列传》
有门下宾客质疑杜周治狱的态度，认为他不应该漠视律法，专意揣摩、迎合孝武帝的心思。可杜周反问道，哪条法律又不是君主意志的体现呢？——王命之外，无所谓法。这跟公孙弘说“王命之外无所谓礼”是不是如出一辙？
所以公孙弘和张汤非但不像故秦朝的儒生与酷吏那样势同水火，反而深相契合。公孙弘甚至屡次为张汤揄扬声誉，借儒学来助酷吏们文过饰非。这两人的同流合污，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汲黯看得是清清楚楚：
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 ——《史记·汲郑列传》
作为一个旁观者，汲黯对公孙弘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将他视作张汤的同党加以炮轰。而在儒门之内，公孙弘这样儒学盖头、酷吏为实的乡愿也不可能不招来同道的责难。董仲舒批评公孙弘“从谀”，针对的正是他的上述言行。
毕生致力于《春秋》的董仲舒不会容忍公孙弘将儒学庸俗化，使之沦为鼓吹君主集权制度的工具。早在公元前134年呈上孝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就表达过与公孙弘截然相反的观点了：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中略）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汉书·董仲舒传》
不同于公孙弘“王命之外无所谓礼”的谬论，董仲舒旗帜鲜明地告诉孝武帝：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国家的治乱、国运的兴衰绝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取决于君主和他的政府是否能够治民以“道”。“道”是抽象的天命，把它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操作细节，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义礼乐。
如果说公孙弘违心地把儒家的礼义与君主意志等同起来，试图通过这样的手段给皇权松绑，那么董仲舒这篇策论所要做的恰恰相反：他希望建立一种全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以此来约束甚至杜绝君主的胡作非为。这样一来，对唯上唯权的酷吏统治，董仲舒自然也要和汲黯一样报以投枪了：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汉书·董仲舒传》
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而董仲舒却反过来“以《春秋》之义绳君上”。这样的逆向努力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从孝武帝那方面看来，假如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礼义的精神，秉承上天的意志，而解释礼义和天命的话语权又落在一班儒生的手里，那皇帝接受董仲舒的理论，岂不等于甘心就缚，任由儒生们绑架自己吗？事情到了这步，孝武帝和董仲舒这对君臣其实就又走回到一个世纪之前秦始皇和齐鲁儒生决裂成仇的老路上去了，血腥的惨剧随时可能上演：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 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史记·儒林列传》
虽然太史公并没有交代董仲舒在这篇《灾异记》里写了什么，但以《天人三策》中的学说来推论，其中所言大概不出以灾异解释天命所向，欲使孝武帝渐就绳墨之类的意思。
批逆鳞是要惹怒龙颜，引来杀身之祸的。更何况董仲舒要做的是打造一条天命的枷锁把这条真龙给捆起来。《论语》说“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殉道不足为惧。但真正令董仲舒寒心的是门下弟子的背叛。
是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率先批评这篇《灾异记》愚蠢透顶，主动为孝武帝送上了杀死老师的屠刀。虽然董仲舒最终侥幸捡回一命，但他的入世精神却被这场危机彻底震碎了。从此谨言慎行让董仲舒的影响力逐渐衰退，直至退回书斋之内，沦为一个课徒授学的平淡学者。
董仲舒黯然淡出。而庙堂之上“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史记·平准书》），这一文一武两只爪牙助推孝武帝在君主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谁要是胆敢将矛头对准张汤和老公孙，就等于公然挑战武帝的集权统治，很快便会招来严谴。
比如那个批评张汤“诈忠”的太学博士狄山，他的无辜送命其实就是招了孝武帝的忌。不但狄山，甚至连陪伴了自己许多年的两朝旧臣汲黯，武帝也动过杀机，揣摩着要“诛之以事”（《史记·汲郑列传》）呢。
狄山葬身黄土，董仲舒困守书斋。他们所罹受的苦难，无异于前朝的焚书坑儒。只不过粗暴的秦始皇欲从肉体上将儒生一切消灭，而狡黠的孝武帝却以“阉割”之法，把改造得唯唯诺诺的公孙弘留在了庙堂之上。多年以后，孝武帝的曾孙孝宣皇帝教训太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书·元帝纪》
孝武帝传下的这套家法，儒学为皮，酷吏为骨。虽然“独尊儒术”之名书于简册，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孝武帝刘彻和他的子孙从来就没有把信任和权力交付给那些孔子的真门徒。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先谦《汉书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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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 —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独尊儒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成为后世王朝官方的文化指导原则，也让国家大一统成为人们对于盛世的基本准则；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成为整个官僚统治阶层的思想共识，这样有利于缓解底层百姓的沉重负担；儒家重视教育的实践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道德实践的方向。
下面我来系统说一下“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所说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是对他肯定儒学的政治指导地位的政策的赞扬。
一、从轻儒到重儒的转变
1.从黄老学说到儒学的实践
汉武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就是空前抬高了儒学的地位。汉高祖刘邦曾经特别瞧不起儒生。刘邦打天下时，引兵过陈留，郦食其到军营前求见，刘邦问通报者:是个什么样的人？答道:看打扮，像个儒生；刘邦说:对他说，我方以天下为事，没工夫见儒生；郦食其大怒，叱骂通报者:去，给我再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刘邦这才接见郦食其。
据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有头戴儒冠来拜见的，刘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里边撒尿。和儒生交谈，常常粗言痛骂。
这种情形，到汉武帝时，已经发生了变化。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齐地儒生公孙弘由博士又任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学地位开始上升。在此之前汉代以军功封侯，而公孙弘打破了这种制度规则。
2.儒生的政治主张
据《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促进了社会好学风气的形成。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热心学问，尊敬长上，政治形象完好，乡里关系和顺，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朝廷的高级官僚逐渐以文学之士为多了。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呈现“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而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著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其流毒至今未灭，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写道:琴瑟的音色不正，声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装置，调整琴弦，予以“更张”，才能够保证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顺利，政治形势不理想，也应当重新制定调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够保证行政的成功。
应当“更张”而不“更张”，虽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乐曲。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然有“大贤”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他这里所说的“更张”、“更化”，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深蕴改革的意义。
董仲舒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常谋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他强调，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在应当“更化”的时候坚定果决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也就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他以为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
他说，“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儒学经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间的确定的规律，古往今来的共同的原则。但是，现在各家的学说不同，人们的信仰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确所应当遵从。
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入心的统治的根基。
二、“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
1.政治层面的影响
董仲舒的观点，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
现在看来，“独尊儒术”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体制变革的发生，却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础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应当看到，儒学在当时已经综合了以往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合乎国情的治国方法。比如，儒学理论通过当时思想家的精心修补，有益于维护传统的宗法关系和传统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学崇尚“仁政”理想，并且可以运用这一理想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儒家有关“仁政”的政治主张，客观上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而且，儒学以“天道”为基本，使政治理论神学化。经过汉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应”理论，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理论可以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粉饰弊政，也可以利用来批判当政者，修正政治失误。
还应当看到，儒学与其他主要学说相比，比较重视人的价值，比较注意肯定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所谓“仁者爱人”的原则，是和文明进步的方向大体一致的。同时，儒学提倡“和”的精神，比较能够贴近“人情”。
而儒学“中庸”的学说，比较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黄老之学有些过于消极，法家学说则显得过于激切。就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节奏定式来说，儒学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认。
儒学在西汉时期得到发挥的“大一统”理论，也适应了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统”的原则对于我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实行“独尊儒术”的重大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而为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也表现出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2.百家并未彻底废除
以往不少历史著作，往往把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活动概括为“独尊儒术”，似乎它是“罢黜百家”的必然结果。这是与历史不符的。“罢黜百家”以后，实际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
从许多资料都可看出，在“罢黜百家”以后，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进入宫廷为官，如武帝时名臣汲黯、郑当时、司马谈都是治黄老之言者，宗室中也有继续崇尚黄老者，如武帝谓之“千里驹”的刘德，即“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汉书·楚元王传》)。
武帝时治黄老之学的著名人物还有杨王孙(《汉书·杨胡朱梅云传》)、捷子、曾羽，婴齐等(《汉书·艺文志》)。此外，在大臣中治杂学、纵横术、阴阳学等诸子百家者亦不乏其人。
汉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知儒术又熟谙刑法的人，这些人更多地倾向于法家的思想。如张汤、公孙弘都得到武帝的重用，先后曾任廷尉和丞相。而他们皆是注重运用刑法来实行统治的，儒学不过是用来作为法的辅助和装饰而已。“舞文巧诋以辅法”(《汉书·张汤传》)，“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正是这些人的特点。
由此可见汉武帝“罢黜百家”，提倡儒学，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活动。这说明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家学说而且也利用其他各家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如汉代推行儒家“德”治的同时，也重视法家的“刑”，而适应这一需要，汉代的儒学不仅不排斥其他各家学说，反而不断吸收其他各派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
因此，这种儒家学说对其他各家学说并非水火不相容，也无须用人为的禁令去消灭。当时提出“罢黜百家”大力提倡儒术，其目的不过是用一种统一的统治思想代替软弱无力的黄老之学，以加强思想统治。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目的均是为统一思想，但二者实行后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后者所导致的结果是加速秦王朝的灭亡。秦时的“焚书坑儒”仅仅是禁绝一些书和诛杀一些儒生、方士，于是导致举国上下更为强烈的反抗。
汉代“罢黜百家”并没有采取诛杀或刑罚等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束缚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样，儒学不仅在当时，就是对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起着重要作用了。
3.教育层面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
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将私学转变为官学;
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 子五十人；
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
第四，博士弟子 的选送，一是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
第五，太学管 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
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力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汉元帝时增加到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 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人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国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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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六书”中的“转注”和“假借”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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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首见于《周礼》，清代以后一般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总称六书。
转注和假借都是用来制造“同义字”的，转注字中如果大家要表达的意思相同，就会采用统一部首。假借字采用了引申的意思，比如本来没有这个字，但按照其意义和原字相关就用了这个同音字。
转注和假借原则上都不能产生新的汉字，只是将有相同属性的字给予统一的部首或者是音符。都反映了语音的发展变化或方音的差异现象。
汉字中的“人”，为何是一撇一捺？有何含义？
优质回答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自说自话，分享一下自己的两点看法：
一，远古人的生存极其不容易，活着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忽视的命题，而造字费时费力，绝非一人一时一世便能轻松为之、触手可及。
二，文字的全面问世，是多少不甘平庸、自强不息的弱者与智者，无怨无悔的用自己的短命、翦陋、智慧与坚持，才成就了那些瑕瑜互见、日臻完善的中华文字。
换言之，你眼里文绉绉的所谓翰墨飘香，只是霓裳羽衣、肤如凝脂、完美献技的嫦娥仙子。而我说的文字本源，则是嫦娥女婴刚刚呱呱坠地时寂寞无依、赤身裸体、满脸胎屎、奇丑无比的糗样子！
有了这两点共识，我们才有接着聊下去的必要。否则你硬说造字是仓颉大爷的一己之力，而我必会全力批驳：去你大爷的！中华文字博大精深，根本就不是仓颉或任何一个恬不知耻的鸟人可以独享专美的！
关于造字，真正的幕后英雄是那些短命、睿智而寂寂无名的大贤与先知，是他们通过自己智慧与青春的生生不息的完美接力，再历经大浪淘沙，这才慢慢形成一套接近完美但却永不完美的所谓中华文字。
换言之，创造文字的真正的风云人物是人民，尽管低到了尘埃里，尽管活得很苦逼，但也过得很真实、很扎实、很尽性、很努力！是这样的一介布衣创造了我们的文字，而不是金色沙龙里那些骄奢淫逸、浅薄无知的超级牛逼！！
在文字的灼灼繁华里，不乏点睛之作，从实用的角度上看，越是常用的字，就越应该做到简洁而高效。
作为狩猎者，原始人的生活更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野火，也许烧着烧着就燎原了，也许燃着燃着就熄灭了。
人需要在点划之间，尽可能准确的表达出人之为人与禽之为禽、兽之为兽的本质区别，所以人类优选了形如跛足的那个字符：人！
沧海桑田，谁也没法确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人形字符究竟有何深意，但是把人理解为双足行走的动物貌似没有任何问题。
也许有人会挑刺儿：“公鸡母鸡也用两条腿走路啊，怎么不叫公人母人呢？！仅仅因为它们身上长满羽毛吗？那就干脆把毛拔了再说呗！到时候能不能叫公人母人嘞？！”
能不能的可以再商量，但我想说的是，你口口声声说的鸡，其实是一个尴尬的简体，它的本体是：雞，或：鷄，仔细观察一下，你总可以从中看出原始畜牧业中驯化它们的天使：人！
相对而言，驯化禽畜已是很贴近现实的人类的青春期，在此之前，很多最常用最实用的字符早已零零散散或系统全面的出现了，至于这个笔划极简的“人”，说的到底是两足行走之拟形，还是分娩生产之阵痛，那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但是人生人生、生命生命这样的说法，我们倒是耳熟能详的。人性本真，生而为人，为人之赤子，为人之少年，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母，生生不息！
越是简单的字，越会被赋予极端复杂的哲学价值，大繁至简，大巧若拙！
从一个简单的人字，有人会看到男女合体，有人会看到分裂人格，有人会看到生死诱惑，有人会看到悲欢离合！凡看到的，即是风景。而风景没有对错，没有优劣，因为它遗世独立，护佑真我，若诗若画，如梦如歌。
这恰如月夜行舟，画舫听雨，你愉悦了别人与自我，也便成为胜境天成的一道景色！
你好！我是中年男子又创业！我来回答一下你的这个问题！
每个现在的汉字，都是有他最初的原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进化的过程，最初的汉字是从甲骨文进化来的，大多都是像形文，人字也一样，人字是由，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一步步进化而来，到隶文才进化到了一撇一捺的形状，最初的人字也是个弯腰劳作的人的形状！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以上就是小编分享的关于过秦论的作者是谁呀.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