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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也是一段历史,当我们在阅读一首诗的时候,也在追忆一段历史。

读诗忆史第22篇: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入手,聊聊杜甫坎坷不得志的一生

公元762年冬,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自杀,他的部将李怀仙斩其首来献,并且以幽州降。不久后,正在梓州的诗人杜甫得知了这样的好消息,惊喜欲狂,写这首被后世人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原诗如下: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八句,后六句都是对偶,却像自然说话一样,水到渠成。

这首诗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是,听到冀北一带被收复,全家狂喜,迫不及待收拾东西想回家乡,诗人身在”剑外“,心已经“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奔向洛阳。

这首诗的注里诗人写道“余有田园在东京(洛阳)”,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的状态可以算是举家“漂泊”——拿我们老家的方言来说,他这是叫“串房檐头子”。

有钱有闲那叫游历或者游学,而杜甫的状态是逃难和挨饿受冻。宋代有位诗人说杜甫“菜肚老人”(见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实际上,在逃难的路上,杜甫往往连菜都没得吃。

那么,叛乱平定之后,他是不是带着家人放歌纵酒回长安居隐?过着安然的生活?至少可以吃饱穿好,偶尔能打个牙祭吧?然而,很遗憾,诗人“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最终也没有实现。

此后的岁月里,杜甫漂泊阆州,也曾返回成都草堂,后又漂泊云安、夔州、湖北、湖南……

直到公元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那一年,他五十九岁。

更遗憾的是,诗人的遗体也在外漂泊了四十三年。直到公元813年,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得以与其祖父杜审言为伴。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其父杜闲是杜审言的长子。杜甫出生于这样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是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的。

这样看来,杜甫虽然不是贵族,但是也不是普通百姓。且他的才华又高,为何他过的颠沛流离?一首表达喜悦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能被称为他“第一快诗”?那他其他的诗作表达出来的情绪得多悲惨呐!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诗人杜甫出生在公元712年,那一年,正赶上了“改朝换代”。

因认为无力控制局面的唐睿宗备受折磨,最终他宣布了让其子继承大统。在朝内各方政治势力的相互妥协之下,睿宗成为了“太上皇”。公元712年的阴历八月,他的儿子李隆基继承皇位,就是后世的唐玄宗。

睿宗退位,玄宗此时作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但是睿宗依然每五日就亲自上朝,且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权,决断最重大案件与政务。

公元713年夏季,太平公主企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如果她是男子能亲自执行计划,或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她显然得依赖别人去执行。凡大事,知晓人越多,越容易泄露出去。于是,玄宗通过其中一人(有专家认为是魏知古)获悉了消息,在密谋举事的前一天,逮捕了几个首犯,并将他们斩首于武德殿。三天后,太平公主被赐死。睿宗也正式放弃了手中剩下的权力。

玄宗这时成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他只有28岁,他年富力强,又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因而,在他的统治最初,是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黄金时代。

诗人杜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那时,杜家的家庭环境优越,能为杜甫提供安定富足的生活,让他潜心学习实现志向。

可以说,一直到杜甫三十五岁之前,就是他读书和游历的时期,日子过得还算是惬意的——这段时间与他后来的“漂泊流浪”形成鲜明对比。

他从小好学,据说七岁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从二十岁开始,他开始了十年多的漫游。在那个时代,游学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如果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有志之士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

杜甫在漫游的过程中,结交了李白和高适,除打猎取乐之外,他们也赋诗论文。即便是到了晚年,诗人追忆这段岁月也是很向往。

虽然这此期间,杜甫也进士落弟过,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与状态。毕竟当时他年轻,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还是相信有一天,他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机会。

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杜甫参加了科举考试。

为什么要特意提到“天宝”这个年号呢?因为这个年号是具有道教含义的年号。

这个在之前的从李白这首《秦王扫六合》入手,聊聊“不死药”的谎言 中提到过。

不管怎么说,天宝年间的发展虽然没有放慢,但是玄宗已经不再是那个“年富力强”又一心政治的皇帝了。

公元742年,也就是天宝这个年号启用的年份,玄宗已经是57岁了。

也就是说杜甫参加科举的公元747年,玄宗的年龄即使放到现在,也属于能想着退休安度晚年的岁数了。当然,现在不能确定个问题是在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及延迟退休的政策因素。

不过,皇帝没有“退休”一说,玄宗自然没有考虑过退休,但是他考虑把工作分给别人去多做一些。

从职场工作多年的经验来说,玄宗朝后期“放权”也是特别能理解的行为。

一份工作,从28岁干到60多岁,每天过着规律到刻板的生活,重复着听取和处理差不多的事项,既盼着有些“新鲜”的,更担心是发生了什么祸事。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玄宗还能坚持每天几乎雷打不动上朝,已经算是皇帝里的楷模了。

尽管站在职场的角度能理解玄宗的不易,但是对于因玄宗放权而失去机会的“当事人”来说,再大度也会是更为自己悲伤吧!

不幸的是,这个“当事人”中有诗人杜甫。

那一年,李林甫当权,当年参加考试的才子全部落选,也包括原本信心十足的杜甫。

此后的几年间,杜甫客居长安,求取推荐入仕的机会。

当时,除了科举之外,重要的官员或者社会名流的举荐也是入仕的重要渠道。因而,杜甫积极拜访长安名流,奔走献赋,试图寻找其他的机会。

机会倒不是说没有,特别是对于像杜甫这样有才华的人来说,遇到机会也还是能抓得住的。

天宝九年冬,杜甫献的《大礼赋》得到了玄宗的赏识。于是,命待制在集贤院,得到“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然而,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杜甫还是没有得到官职。

李林甫是玄宗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共在位十九年。

李林甫最初也是一位具有实干精神的宰相。比如在法律的修订上面,这位关心行政井井有条和系统化的宰相也是极其重视的。最终,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唐代最后一次系统重编全部法典的活动。再比如,在兵制改革与财政的改革上面,李林甫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功劳。

不过,随着李林甫的“功劳”和权力的增加,必然也会引起玄宗对其的限制——帝王之术重平衡;再加上,朝内也有对其不满的权臣。李林甫已经习惯了位高权重,说了能算的时候,让他把权力分出来,且分给平时与自己关系不睦的官员……他并不愿意。于是,朝内的党争不可避免的开始了相互清洗。

李林甫在斗争中成为了胜利者,掌握权力一直到天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53去世。不过,他病逝后被杨国忠诬告谋反,遭削官改葬,抄没家产,子孙流放。

此时,杨国忠掌握了大权。

朝中大事是此时的诗人杜甫掺和不上的,对于他来说,已经客居长安十年,依然没有入朝为官,他只能继续为自己的仕途而奔走。

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但杜甫不愿意任职。于是,朝廷改派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

这是一个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的职位。大概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库管,显然这样的职位比较低,待遇和提升机会也不怎么样。

但是,已经等候了多年的杜甫已经四十四岁了,他只能接受了这样的职位,以谋后定。

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安禄山率领着由同罗、契丹、奚和室韦诸部落民众组成的军队和分队造反,他声称自己接到谕旨,命他去平定叛乱分子杨国忠。

叛乱的消息在几天后传到了朝廷,朝中对叛乱的低估后来被证明是错的。杨国忠认为这样的叛乱会在短时间内结束的,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态度类似,至少大家认为安禄山的谋反应该没有那么多追随者与支持者。

玄宗本人最初也是惊慌与不相信的,因为在叛乱当年阴历四月,安禄山还传回他与契丹和奚交战的捷报。不过,七月份安禄山对玄宗的使臣态度无礼傲慢,当时也有人指出安禄山必反——尽管如此,一直对安禄山委以重任的玄宗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当确认安禄山真的已经反叛之后,玄宗开始调集将领前往洛阳和河东南部去征兵和训练,并且 调刚从安西返京的封常清前往洛阳防务。在仓促间,朝廷开始了平叛的工作。尽管封常清尽了力,但是他新组建的军队战斗力根本没办法和久经沙场的叛军比,数次战败。最终,洛阳的河南尹达奚珣在十二月向安禄山献城投降。封常清退守陕州,接着又惨败最终退到潼关。潼关算是最后一个可守之地,这里驻守的大将是身经百战且战功赫赫的高仙芝。此刻,叛军主力开始驻扎在陕州,随时寻找战机。

玄宗别无它法,只能调河西、陇右驻军来对付叛军。因为京师的军队少,训练也不足,即使通过征兵能在人数上凑齐,作战水平与安禄山率领的老兵比完全没胜算。西北的驻防军是唯一在战斗力方面能与安禄山比的部队,但是,当这些驻军调离后,边境空虚。于是,吐蕃又趁机出兵。这个可以参考聊聊大唐与吐蕃的关系。

当时最为重要的是京师的保卫工作,但是玄宗对封常清与高仙芝始终不出战不满,加上杨国忠等人的挑唆,最终阵前处决了这两位大将。不久,当时能在作战经验及军中威望与安禄山相提并论的哥舒翰被任命为潼关统帅。

原本局面对朝廷是有利的。不过,在杨国忠等人煽动下,在一系列“神蠢”操作下,哥舒翰败降,潼关失守。

潼关已失,长安随时可能落入叛军之手。

公元757年阴历六年十三日早朝时,当官员准备上朝才发现玄宗带着精心挑选的护卫骑兵星夜逃离了。当时跟着玄宗的只有杨国忠、少数高级大臣、杨贵妃和其亲属、几名皇室成员和几名玄宗的贴身宦官,大部分高级官员和许多皇族被遗弃在京师。

时局如此动乱,人人自危,百姓和市民能逃的都在往农村或者山区里逃,或者有些办法的官员及商人往其他城市地区躲。

在这个时期里,杜甫在干嘛呢?

安史之乱的这一年(公元755年)初冬十月、十一月之交,杜甫正奉先省亲。

当他刚风尘仆仆回到家的时候,先是获闻自己的小儿子饿死,不久又听说了安禄山反叛,以及洛阳等地落入叛逆之手。来不及悲伤,举家开始了逃难的生活,杜甫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

在那个信息不灵通的时代里,关于战争与叛乱的种种说法都存着的。

人心慌惶,杜甫也不例外。他一边打听着消息,一边思考着下一步?

正在这时候,杜甫得知了新皇肃宗(公元756年)七月已登基,在关中组织勤王军,并且开始从回讫、吐蕃、塔里木甚至远及拔汗那的几个保护国那里召集支援力量。

杜甫在当年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

然而,很不幸,他在途中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

五月十六日,杜甫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到此,杜甫终于算是真正步入他曾经一直渴望的“仕途”,只是这样的机会或许已经并不“适合”杜甫了。

多年来,杜甫并没有真正接触过政治,也没有接触过权力,更也没有接触过管理工作。这让他在处理与朝中关系及相关事务的过程,显得并不“妥帖”。

如果是和平时期,杜甫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行政系统是如何标准化和有序化进行的?哪些事项具体归属于什么部门?如果有政治方面的见解与看法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或者场合更合适进言?遇到朝中有重要事情发生,如何上奏请?自己工作范围内什么事情需要注意?

等等……

这些“职场生涯”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杜甫都来不及去学,也没有机会去学。更何况,在战乱的时期,正常的秩序已经变“战进权宜”之计取代。

简单来说,杜甫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官场,而他具有的才干也一时半会发挥不出来。这导致了杜甫并不能与肃宗进行有效的沟通,即便杜甫努力恪尽职守,但是他依然被贬官,不受重用。

最终,杜甫选择了放弃了朝中的官职。

公元759年7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泰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漂泊西南”的生活。

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杜甫基本上是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的。

他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南、湖北漂泊了两三年,公元770年冬,最终死在一条破船上。在他去世不久前,还因为逃难挨了五天饿。

杜甫这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有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这些苦难折磨了他,也玉成了他。

杜甫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因此他对后代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和巨大的。在我国诗歌发展过程中,他占有特别的地位。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也具有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精神。

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再读杜甫的作品,除了个别几首能体会一下“喜欲狂”的心情,大部分读了,不免心中一阵凄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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