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原因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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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一身才学的商鞅为什么会跑到偏远贫穷的秦国实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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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俊杰以功业为毕生追求，卫鞅千里西行入秦变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秦国需要变法，且能彻底变法；其二、秦孝公有雄主之志，胸襟似海，是变法的坚强后盾；其三、卫鞅不想埋没了他的一生才华而老死魏国。基于以上三点原因，法家名士卫鞅毅然辞去魏国的高官厚禄（中军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高级参谋）而西行入秦。
破而后立，除旧布新是最好变法环境，纵观战国七雄，当时只有秦国具备破而后立的条件和基础。秦国是东周的开国诸侯，曾经也是一个地广三千里，兵车万乘的大国，到了战国初期被新崛起的魏国打得国弱民疲。当此之时秦国推行了数百年的仁政礼制十分不适合秦国，秦国再不改变就要死了。因此去秦国变法，可以收到全面彻底变法的好处，比如魏国、齐国、楚国都是强国，人家不愿意再变法，或者只能小打小闹，这就不符合卫鞅破而后立的性格了。
秦孝公是百年难得一遇的雄主，他壮志凌云、气吞天下，有极其强烈的强秦之志和极其高明的权力手腕。变法最最难的事不是下层百姓反对，也不是既得利益者反对，而是国君心志不坚，朝令夕改，或者急功近利。比如说吴起在楚国变法，就是因为新国王没有坚定的变法意志，最终让老贵族杀了吴起；又比如王安石变法，君臣两人都急功近利，结果变法强国弄成了变法害民。
嬴渠梁的一篇《大秦求贤令》让卫鞅动心了，他知道嬴渠梁是真心想变法强国，也知道自己的伯乐终于出现了。卫鞅作为法家名士，他有着强烈的功业之心，他的理想是“为万民立法，为万世立制”，著书立说终没有执一国牛耳实践自己的学说管用。因此卫鞅抛弃了魏国的中军司马一职，孤身入秦，三说孝公，终于君臣相遇，开启了大秦的变法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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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所在的时代，正是七国变法的高潮时代。过了这个时代，拥有变法资质和机遇的人将被历史淘汰。这时候，选择合适的平台，跟对老板很重要。
商鞅在职业规划上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首先他出自卫国贵族，卫国那个小国早已名存实亡，想要力挽狂澜是不可能的，所以直接放弃。然后就是战国七雄这七个一线平台，但这七家也不是不一样的。
首先，魏国、齐国是第一集团，楚国、秦国是第二集团，燕国、赵国、韩国是第三集团。至于为什么要去秦国，而不是其他六国。我们不仅要看秦国开的条件，还要看其他六国开的条件。
魏国—平台大，人才多，掌舵者调整了发展战略，自己价值凸显不够强
首先是魏国，魏国是战国时代第一个变法的国家，也是战国第一个霸主。魏国主要在魏文侯时期，由李悝主持，可以说后面的其他六国变法都是参照以魏国为模板。李悝在公元前422年为相，开始主持变法，一直到公元前395年去世，一共持续了27年。到了魏武侯、魏惠王时代，魏国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魏国变法已经成熟，后面不再需要大刀动斧地改革，商鞅等变法价值在魏王眼里已经贬值，不需要像以前高标准对待。
而商鞅年轻时就在魏国学习，深受李悝、吴起变法的影响。可以说，商鞅的一身本事是在魏国练就的，在魏国出人头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惜，魏国丞相公叔痤贪恋权势，排除异己，人才都被他压在手下，商鞅其实就是深受上司的毒害。即便是公叔痤离世了，魏惠王也不会重用他。因为此时的惠王已经变成战争的狂热分子，喜欢重用军事人才，比如庞涓等。所以商鞅感觉自己委屈了，便离开了魏国。
楚国—平台大，嫡系势力占据高位，排挤外来人才
商鞅的导师吴起早在公元前286年离开了魏国，来到楚国，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了五年变法。但由于楚国世家贵族的顽抗，在公元前28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被贵族射杀，吴起变法最终失败。
楚国的世家贵族已经强横到极致，变法在楚国是行不通的。贵族肯定会反对，楚王也会慎重考虑。可如果商鞅在楚国变法，就是第二个吴起下场。
韩国—平台小，未来前景可期，变法效果有限
韩国地处四战之地，地盘不大，国力弱小，即使进行变法也只能勉强自保。韩国和楚国一样，三大世家拥封地割据，韩王并没有太大权力，调动全国资源有限。这些条件限制了平台的潜力，也就限制了变法带来的效果，韩国很难被商鞅选中。申不害靠韩国两次劫难获取向上的政治资本，于公元前351年—337年进行变法，韩国也因变法真正变成地域强国。
齐国—平台大，竞争太激烈，没有出头前景
其实，齐国是当时最具统一天下潜质的大国。地广人多，国家富强，一旦进行法家变法，将比秦国更加强大。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齐国地处山东，儒家势力十分强大，法家想要撬动这块蛋糕很难。公元前357年，邹忌获得齐威王的赏识，担任相国，开始推行变法。
这一时期，齐国各方面人才济济，闻名诸侯者繁多，不需要引进外来人才，而且齐国比较喜欢重用宗室子弟，尤其是田氏家族出身。商鞅还没有闻名诸侯，只是个无名小卒，所以在齐国也很难混下去。
燕国—僵尸企业初期，得过且过，变法环境差
燕国地处边远之地，对于国际大事参与甚少，存在感最低。国力也一直被视为弱小，排名倒数第三，一般的威胁来于北方游牧部落。燕国整体上自保有余，国君和大臣胸无大志，日子倒也过得安稳。如果不是子之与燕王传位之乱，齐国趁火打劫占领燕国，恐怕燕国长期在战国前百年是隐形人。对于这种透明、吃老本、不思进取、思维僵化的平台，成长型极低。对于商鞅来说，不具有成长性。
燕国变法比较晚，比商鞅迟了三四十年。燕昭王花了三十年，得到上将军乐毅，再联合其他四国，这才敢向齐国复仇。五年后，又回到原地。
赵国—平台小，生存压力极大，初创企业艰辛
赵国在战国时代前百年，也近乎于透明的存在。实力弱小，国土狭窄。立国之初，二等强国中山国都都打不过。后来又被魏国欺负的很惨，首都邯郸都被占领过。商鞅所生活的时代，赵国为了求生连年开战，耗费了大量国家资本。此时的赵国是赵敬侯时代，备受屈辱，国际地位不高，可谓是一穷二白。
赵国一直到了赵武灵王出现，进行胡服骑射等军事改革，赵国的改革走着军事扩张路线，与商鞅变法不大相同。赵国的贤臣良将涌现，终于在战国中后期称霸天下。
秦国—大平台，有底蕴，有潜力，有机遇，可死而复生
魏国凭借的正是变法带来的利好，其他六国眼红，开始一窝蜂地跟进。这时，六国君主纷纷物色变法人才，秦国作为魏国邻国，河西之战备受摧残，国家已经衰弱到不行，秦孝公为了改变现状，打破了以往秦国内部招聘的地域歧视，向东方六国变法人才抛出了橄榄枝，开出了优渥的条件。
公元前359年，商鞅来到了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先是舌战秦国旧贵族，然后变法开始徐徐图进。随着变法的不断深入，秦国在东方战场上高歌猛进，打得魏国割地求和。
秦国的历代君主们看到了变法的好处，相当于秦国的脱胎换骨，取得的成就是以前几百年的先王们不敢想象的。即使商鞅后来身死族灭，那不过是君王与他的私恨，反而秦国六世余烈们是其最为忠实的拥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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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有他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平台。秦孝公与商秧千古绝配的一双君臣。好象没有第二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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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贵族势力分散，且权利都在自己手上，政策难以实施。我们从以下分析商鞅为何不在本国变法，而要去秦国。
第一，商鞅变法最重要的是打击旧贵族的同时也利用军功受爵制塑造了一批新贵族，由于楚国没能形成一批新的贵族，所以变法的实施没有根基，只能依靠王权的支持，因此楚悼王去世之后旧贵族就开始对变法进行清算
第二，山东六国的礼乐精神无法接受关中的军国主义精神，六国没有实施军功受爵的土壤，秦国地处西疆，受蛮夷影响很大，形成尚武的社会风气，这是军功受爵和秦汉帝制生长的最佳土壤，再看楚国，经过了前期的筚路蓝缕，楚国尽展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由此形成了浪漫的文化气息，诸如重视思辨的道家、浪漫主义的楚辞、灵秀精巧的礼器构成了楚文化的特征，这也使得楚国无法接受冷酷的军国体制。
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社会结构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变法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显然易见：将宗法封建制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那么这一变化如何实现呢？首先就是贵族势力不能过于强大。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弱小的贵族不是变法的结果，而是变法的条件。
战国早期的霸主是以魏国为首的三晋和随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齐国，我们考察这四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战国国家大多都存在一个从宗法体制中衍生出一种不按照宗法原则而是带有官僚性质的卿族集团，他们任用家臣却不行分封，不断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在诸侯国内部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小型国家，最后取而代之或是分而解之，而新生的诸侯国就成为一个带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国家了。当然，这些国家里依然有贵族的影响。因此，我们还要看到，法家的变法只是整个演化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总而言之，变法的重要条件是在宗法封建国家中出现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国家。
由此我们再看审视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历史与晋国齐国有很大的不同，显而易见楚国并没有发生士卿专政的情况，这是由于楚国受宗法影响较晚，卿族势力较弱，而且大多封地较少，且处于边疆地区，相反楚国在武王时期就开始设县，王权有了保障。楚庄王时期发生了若敖氏之乱，更是对卿族势力做了一次清扫，但是我们要看到，虽然楚国的卿族势力弱于王权，但是由于楚国仍是一种宗法体制，因此他不可能彻底消灭卿族。公族专政的后果就是公族之间相互倾轧叛乱不断，反而不断的削弱了王权。自康王之后，楚国先后发生了公子围之乱，公子弃疾之乱，白公胜之乱，再加上与吴国的战争大败，昭王惠王时期王权已经无力控制卿族，自惠王始开始实行封君制，贵族势力进一步膨胀，而到了吴起变法时期，已经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情况，这些贵族势力毫无疑问成了吴起变法的重要阻碍，因此随着悼王、吴起的逝世，旧贵族集团就会十分自然的废除新法。
我们再来看秦国，秦国立国比楚国更晚，几乎没有受到宗法制的影响，卿族政治根本无法发展，大概最有影响力的贵族就是秦昭襄王时期的魏冉了，不过那时候变法已经大局已定，因此我们说，秦国根本不需要经历山东六国破茧成蝶的痛苦，他一开始就不是个纯粹的宗法制国家。再加上尚武的社会风气，商鞅的变法实行的非常顺利，残存的旧贵族在军功受爵体制下出现的新贵族面前不堪一击，因此，无论旧贵族多讨厌新法，新法已经成了定局，秦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帝国。
总而言之，如果问为什么商鞅和吴起的变法结果不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变法之时两国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秦国王权极为强大，而楚国的贵族势力已经完全阻碍了变法的进行。
一点余论：其实如果只讨论社会结构对于变法的影响，我完全可以直接从楚国的封君制讲起，无需梳理楚国王族、世族的消长关系，更无须介绍三晋和齐国的蜕化过程，但是这里我想对于楚国的历史进程，提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各位讨论。我觉得楚国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进程，他既不像秦国那样一开始就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只等待变法就可以，也不像其他山东国家那样沿着一条清晰的历史路线前进，他一方面也在按照这个路线走，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受宗法影响晚他走的又和别人进度不同，当北国的晋国在卿族政治中挣扎时，他拥有强大的王权，当各国已经脱胎换骨开始变法时，他才刚刚陷入贵族政治的泥淖，变法无法推行，甚至到了战国晚期秦国已经有了横扫六合之势时，屈景昭三家并举的局面才刚刚形成，如果秦国统一的步伐再慢一些，也许这三家贵族也会弄出个三家分楚。当然历史无法假设，楚国作为一只将死的凤凰，终于在死去之后涅槃重生，在秦末的乱世里燃起了最耀眼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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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最初向往的国家是魏国，魏国是当时变法改革的中心，大批人才来到魏国学习，寻找做官的机会。当公叔痤让商鞅快跑，他已经让魏惠王如果不用商鞅就要杀掉商鞅。商鞅的回答：“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由此可见商鞅知道在魏国已无出头之日，所以萌生去意。那么其它国家呢？
商鞅擅长的是法家刑名之学，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帮他处理公务，也学习、看到了李悝、吴起变法给魏国带来的变化。也就是说商鞅的才能就是通过变法，富国强兵。可是战国各国家对变法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君主对变法改革的态度，还有国内公室、旧贵族势力反对力量。商鞅的变法属于比较激进，从军功爵制到移风易俗，中原国家文化昌盛，怕难以适应，最合适的国家是秦和楚。
商鞅离开魏国时，看看各国的变法需求，当时有两个国家正在进行变法改革，分别是韩国和齐国。韩国在灭了郑国以后与楚国接壤，开始受到南方大国的压力，在不变法就落后，被吃掉的危险下。韩昭侯任用申不害进行变法，申不害以“法”治与“术”治相结合，加强专制王权，稳定国内政局，限制贵族特权，只可惜后来与魏国的大战消耗国力，无法成小霸。齐国一直是东方大国，只是魏国经李悝变法强大以后几次打败齐国，南边的楚国虽然吴起变法失败，但军力还是很强，形势也很严峻。因此齐威王上来后，以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开始变法改革。以修法制，明赏罚，选贤能的变法改革是各国变法中最和缓的。齐国是战国百家思想的集合点，他的稷下学宫是各种思潮辩论、发表的场所。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儒家、墨家、兵家、阴阳家都是齐国发源的，想要商鞅变法那么激进的改革在齐国很难。齐国邹忌改革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缓和，也是被楚国吴起变法的惨烈结局影响。
另外两个国家燕国和赵国的变法。赵国变法分两次，紧接着李悝变法的是公仲连推行以教化人民，改善财政，建立选官制度，和齐国变法相似属于平和性的变革。直到秦国变法成功，赵国战略形势发生变化，不但被秦、魏、齐等大国攻伐，连燕、中山、楼烦、林胡这些小国也打不过，改革的需求倒逼赵国的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燕国是所有国家都进行变法图强才有子之变法，变法跟玩笑似的，燕哙王要让位给子之，燕国大乱，最后燕昭王继位才稳定下来。
适合商鞅变法改革土壤的就是秦楚两国，楚国不久之前的吴起变法导致旧贵族不满，他们在楚悼王新丧之际射死吴起。楚肃王继位后杀了七十多家贵族，变法改革也停止。让比吴起变法还要激进的商鞅到楚国主持变法也不可能。
此时刚刚继位的秦孝公发布《招贤令》，想要变法图强，秦国民风彪悍适合商鞅的军功爵制，秦国贵族势力弱于山东六国。秦国在秦灵公死后陷入内乱，太子赢师隰流亡魏国，秦简公篡位。此时魏国完成变法，以吴起为将几次打败秦国，夺取河西之地，秦国仅占有渭河平原、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狭小地带，有亡国危险。虽经过秦献公赢师隰努力，内部稳定，但与魏国战争还是失败，国家经济凋敝。秦孝公继位后一心要学习山东各国变法。有了君主的支持，变法可期，商鞅恰逢其时来到秦国，满腹才华有了用武之地。
